有位来访者问我：“抑郁症可以治好吗？”
我回答：“如果你有信心，是可以的：）”
TA又问：“如果我没有信心是不是就治不好了？咨询师有信心能不能把我治好？”
很惊讶听到这样的话，过了一会儿，我回答说：“咨询师的信心也很重要，但没有你的重要！”
不料TA说：“但是我现在没有信心，这不是因为我生病了吗？”
这听起来很像一个笑话。但是，我并不是要说一个笑话。
我不禁慨叹：从何时起，我们对待抑郁症的态度成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对自身的疾病持有的态度竟演变得如此中立、客观？
好像只要我们说“抑郁症使我生病，百忧解使我康复”，就可以干干净净、万事大吉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来访者不能问“我的病能治好吗？”这个问题。而是我们需要深入地思考：疾病与一个人自身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主体，对自身的疾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一个人生病，好像TA同时也被剥夺了康复的权利？
就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安东尼•史蒂芬的《两百万岁的自性》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现代的医生把受伤的治愈者（wounded healer）这个原型分裂成它的两个极端，使他们自己完全以治愈者自居，而把他们的伤痛投射到病人身上。医生们以这样的方式在幻想中寻找乐趣，认为他们是完全健康的，而病人则完全是有病的。”
这大概是一个共时性（synchronicity），我并没有因这些问题要去读这本书。
但是，那天，我也这样（有些气愤地）问TA：“谁说你病了？”
TA回答：我被确诊过有抑郁焦虑症。
我跟TA说：那个诊断不代表你就是“它”。 你是“XXXXX”（此处本是TA的网名），不是“抑郁焦虑症”。
TA说：你说话真好听。（不太好判断，这句话是赞扬还是讽刺。）
但是， 我想，给来访者的诊断有时候确实是有害的。就在《两百万岁的自性》中，那段话后面紧接着说：“这种做法已经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尤其是在精神病学的实践中。通过拒绝承认他们自己有伤痛，并把它完全投射到其病人身上，精神病学家便加重了其病人的伤痛。至于病人，他们则受到鼓励与他们心中发挥作用的治愈者脱离关系，而且把治愈者投射到医生身上，从而增加了医生的力量和自我满意感。”
这位来访者有过十几次的心理咨询经历，但TA说效果不太大。
TA问我：就是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治不好，为什么会没信心？
我说：因为你尝试过治疗，却遭遇了失败。但你仍在寻求希望！（我本来准备说”但你受到了伤害“。）
TA说：对的。你说的对。
（在网上，我已经不能再陪TA聊了。）
于是，我建议TA试一试，多了解之后去找一位心理医生。
但是，TA又问了一个看似笑话的问题：为什么心理咨询要付费？
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