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莱人的犹太教经典《旧约全书·创世记》载：上帝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创造了男人，即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他二人结为夫妻，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不愁吃喝的伊甸园里。谁想夏娃被蛇诱惑，偷吃了园当中“使人有智慧”的果子，还给丈夫吃。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知道了羞耻，用无花果的叶子来编织衣裙。这事被一向独裁的上帝知道了，就诅咒蛇：“你必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又诅咒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引文用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的“神”版）上帝怕二人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着，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流放到了人间。于是，作为亚当夏娃后代的人类，自始祖起，就犯了罪，这种罪就叫“原罪”（《旧约·诗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人类在人间唯一的任务，是忏悔、赎罪，目的是在“末日审判”时，取得上帝的原谅，最终能回到上帝身边，再过幸福的日子。所以西方人惯用的祝福语是“愿上帝与你同在”。
犯了“原罪”的人类，自打出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意识，与古希腊悲剧不谋而合，经了耶酥基督的鼓捣，形成了基督教，造就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的底子。可以说，西方文化就是“悲剧文化”或“原罪文化”。我们统称为“原罪”说。
“原罪”说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间非天堂（伊甸园），世界是荒诞的、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的不合理，不值得世人的肯定和追求；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在这里，“伊甸园”是一种理想的标准，成为现实世界的参照物，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与之相比，都不值一哂。
二、人本身是有缺陷的，不是什么万物之灵，只有通过劳动、创造来实现自身价值；而这一价值跟“皈依上帝”（其实是“终极价值”）比起来，也不值得骄傲。人生是悲剧，没什么意义可言。
三、由上二者，派生出西方人喜欢冒险、刺激，富于创造力，永不满足的特点。在美学方面追求崇高感、力量美和悲剧美。
以上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爬梳，下面，联系具体文学作品来看看“原罪”说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文论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对一种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在剧的各部分分别使用各种令人愉悦的优美语言；它不以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动作表现摹仿对象；它通过事变引起怜悯与恐惧，来达到这种情感净化的目的。”通过人的苦难事件来引起观众的同情和恐惧，从而宣泄情绪，净化心灵。悲剧所引起的“痛感”之所以能进入审美的范畴，根本的原因就是“原罪”是西方文化的根。我们东方人喜欢喜剧，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美好，还很美好（靠攀比而得，如荣启期以投身为人，为男人，能活九十岁为人生三乐）。看剧中人比我们蠢，哈哈一笑，我们的优越感就足以支撑我们活下去，因为我们压根没有一个生活的理想模式（伊甸园）可参照。我们的看法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老子》第二章）比丑好一点，就是美；比恶好一点，就是善了。所以，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杀父娶母，生不得死不得，只能自己刺瞎双目，游荡人间的悲剧故事，我们东方人是看不出多少谱来的（鲁迅小说《祝福》之类，已经学习西方了）。西方当然也有喜剧，不过，他们的喜剧多是带“刺”的，用以讽刺人的劣根性，不像我们的喜剧纯粹是为搞笑取乐的，比如《威尼斯商人》《吝啬鬼》之类（执此标准，鲁迅称《儒林外史》为“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红楼梦》的伟大，一个原因也是保留了悲剧结局，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
读西方文学作品，如果懂得“原罪”说，许多内容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写葛朗台太太的死：“她像秋天的树叶一般脆弱。天国的光辉照着她，仿佛太阳照着树叶发出金光。有她那样的一生，才有她那样的死，恬退隐忍，完全是一个基督徒的死，死得崇高，伟大。”才明白葛朗台太太死前为什么说：“孩子，幸福只有在天上，你将来会知道。”读莫泊桑的《项链》，我们也才能理解“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换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一句的真实含义是，反映了人生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不同于李白的“浮生若梦”或苏轼的“人生如梦”，因为比人生如梦境，梦毕竟有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见《周礼》）的区别，也许我们常常做的是喜梦、春梦呢。而“极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就体现了人类的无能，人对自己的命运不可把握，人生充满了无尽变数这样的悲剧性。小说加了这一句，就把路瓦栽夫人的悲剧，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层面，上升到了人类悲剧，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再如，我们读卡夫卡《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有父母，有妹妹（是孟子三乐之二），还有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应该没有什么值得“变形”的，但就因为“原罪”说，使西方人有了“伊甸园”的标准作参照，才让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烦恼：操心换车的时间，饮食差，打交道的都是萍水相逢的人，没有真感情，上司作怪，同事排挤，甚至父母不理解儿子，连自己的手脚都不听自己的使唤，等等。人生舞台，多半如《等待戈多》般荒唐无聊，人生就如《简爱》所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马克思把这些归纳为“人的异化”。照我们东方人看来，世界的不完美是自然的，桃花源只是诗人的理想，我们要做的是女娲的工作，炼就五色石，一点点去补天。我们不会强求社会来将就人，只要人去适应社会。当然，这结果是，我们都是法（法是社会契约，是上帝死后人间唯一合理的标准）盲，没有平等意识；都是奴才，没有民主意识（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教君主要“代表”人民利益，并不是“民作主”的意思）。在格里高尔眼里，一切都有理想的模式，比如说，人应该有稳定的收入，老板应该体贴员工，人和人的交往应该有真情，父母应该给自己加油，因为甲虫能开门了（小说中他父母实际不知道他已经“变形”），……这一系列的“应该”，就是“原罪”说里“伊甸园”的标准，或者说，“伊甸园”的神话，就是西方人现实生活的理想模式。拿这来自天国的明镜照人间，人间的一切当然都黯然失色，不值一哂了。正由于此，所以高官厚禄、立言不朽、长寿多情的歌德，还觉得自己并不得意（参见人教版第五册《人是什么》），他的浮士德一旦安于现状，灵魂就要被魔鬼钩去。
总之，读文学作品应该知人论世，于作者，于时代，于文化都有所了解，才能“解其中味”。比如读《百年孤独》，多少了解点印第安文化的原始、巫术特点，我们对书中的“魔幻现实”色彩就不至于昏头。读《红楼梦》，懂得封建专制的等级森严、礼仪繁多等特点，就能更好地欣赏作者文笔的精妙。懂得“原罪”说，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国（当然指西方）电影电视多创辟之作，而我们的电影电视只好炒历史等这些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