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五千年来的人类发展史实则是以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发展，女性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各种教导，在极力将女性改造成“谦逊、隐忍、温柔、忘我”的符合男权意识规范要求的“大家闺秀”的同时，使女性成为了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逐渐失去言说权的性别（元程的《半生缘》中顾曼璐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所说）。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反映了女性的处境：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一种他者形象。即使是波伏娃，这位写出了批评男权制度《第二性》作品的聪慧者，也没能突破男权社会为所有女性设置的女性世界。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的中译本里这样介绍她“西蒙娜•德•波伏娃（一九零八——一九八六）——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鼻祖让－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人们最深层的意识里，波伏娃的身份是萨特的伴侣而不是她自己，男权社会下女性依旧摆脱不了男性的阴影而存在。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在不经意间用一种对称的手法把男女两性的不对称地位表达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排序上的不平等，“士”站在“女”的前面高大、伟岸，而“女”躲在“士”的背后苍白、模糊。其次是重要他人是差异性，男性的重要他人是“知己者”而女性的重要他人则是“悦己者”，“悦己”是单方面的欣赏，“悦己者”高高在上，被悦者卑躬屈膝，成为一种客体而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女性作为被悦者不得不按照“悦己者”——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来严格自己各种行为，从而被“取悦”。日本的艺妓是一个神秘的青春女子的世界，也是一个为上流社会男性客人服务的存在。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妓,除了要修习琴棋书画、歌舞及茶道等艺术外,在性情上还要修炼得心静如水，没有杂念也没有野心，纯之又纯，使见了她们的客人也变得纯洁、善良。中国清朝驻日本公使黄遵宪在《艺妓》中写到：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而这样的要求来自于男权社会。）表面看来，艺妓文化是一种美的文化，但是仔细看看，它实际是以将女性的身体与艺术出卖给男性为实质的文化，绝大多数的卖淫是经济强大的男子购买弱小的女子的肉体，而不是相反。此时，女子的肉体是商品，是买方———男子估价、占有、享乐的对象。在男人看来，女人的整体大概就只能是属于这种对象。所以艺妓文化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与艺术被当作商品一样被买卖的文化。商品成了女性作为物的核心属性，女性自然而然成了被物化的他者。
川端康成的《雪国》中的驹子、叶子同是艺妓，她们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最底层，她们都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可一切都是爱的幻灭，美的徒劳。虽然在川端康成笔下的驹子美丽、善良，可是她依旧是一件具有瑕疵是商品，她们的商品性质决定了她们的“销路”。家庭主妇也是商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许多家庭主妇与娼妓的区别仅仅在于出售方式的差异，及批发和零售的区别。未婚女性是待售商品，她的效用主要在交易以后发生，及结婚后发生。已婚女性则转变为工具。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已婚女性具有不同的工具性质，上层社会的女性是奢侈品，是宠物和花瓶；底层女性标成了日用品，是抹布和女仆；而中产阶级的女性兼有奢侈品与日用品的功能，就是宠物花瓶也是抹布女仆。而无论是商品还是工具，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日用品，都不可能摆脱物的位置。都是一个被支配的对象，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一个既被轻视又被敌视的客体。
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众多对女性的描写，其中关注最深切的是男权背景中女性生存困境，她的女性主体都是柔弱的、屈从的，即便有所收获仍然难逃失败、屈辱的阴影，女性成为了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她们不得不扮演着被物化的他者角色。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揭示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所物化。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曼璐就是那个被扭曲为“动物性”的受害者，最初的顾曼璐是个和她妹妹曼帧一样的纯真少女，可是迫于全家的生计，曼璐去当了舞女，曼璐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一家人的生计。在男权社会里，青春美貌与贞洁是女性所有的资本。“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多鉴于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中，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同时，中国男人对女性容貌上的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从而更能顺从地被驱使。美貌与贞洁的不在让曼璐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难以去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
从中我们看出，男性把女性局限在性、生育和家庭事务中，规定了性角色的行为、姿态、态度和作风，把有利于女性受控制的特性视为女人的天性，让女人安贫乐道并维护自己所处被支配的阶级地位。相反的是，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不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多大的压迫，总还可能凭借功名利禄得到社会的承认，可以娶三妻四妾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男人找到自我，这就要求女性必须遵循男性的审美要求，向着男性的目光发展，追寻着男人的脚步，不得不物化为男人眼中喜欢的他者。 当我们回眸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觉的女性的反抗和斗争，其哀怨，忧郁彷徨苦闷只是自发的不满，而非自觉的反抗。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开始冲击着这个牢笼。我们便看到了女性解放的黎明前的曙光，新文化的主将鲁迅就站在前沿。先生的许多文章都有关于妇女解放的精辟的论述，更有一针见血的鞭辟入里剖析和批判。如《娜拉走后怎样》，《南腔北调集 关于妇女解放》，《关于女人》，还有许多散见于其他文章中的文字。其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鲁迅先生写道：孔子曰：唯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涵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员门的守卫。”“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已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炎了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梁实秋先生也为此等老兄画过活脱脱的嘴脸：“他的人生观中有一些基本认识，即宇宙假如一切均是为了他的舒适而安排下来的。除了在做事赚钱的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向人奴颜婢膝外，他总是做出一副老爷相，他的家就是他的国度，他在家里称王。他除了赚钱而吃苦努力外，他是个“伊比鸠派”，他要享受。他高兴的时候，孩子可以骑在他的颈上，他引颈受骑，他可以狗似的满地爬，他不高兴的时候，他看着谁都不顺眼在外受了气，回到家了加倍的发作，他不知道女人的苦楚，女人对于他的殷勤委屈，在他看来就如同犬守户，鸡司晨一样稀松平常，都是自然现象。他说他爱女人，其实他不爱，是享受女人。他不问他给了别人多少，但是他要在别人身上尽量榨取，他觉得他对女人最大的女孩恩惠便是把赚来的钱全部或一部分拿回家来，但他把一卷卷的钞票从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他的脸上的表情骄傲的成分多，亲爱的成分少。好像在说：看我，你行吗？我这样待你，你多幸运。”“假如轮回之说不假，很少有男人情愿下辈子投胎做女人。”在时下许多女同胞被打扮的花枝招展，无非是去向别的男人炫耀自己的能耐，很想给那些个“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小妹妹提醒一下：也许有你哭成泪人儿的那么一天。鲁迅先生认为，唯有“战斗”才是妇女解放的出路。“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我只认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是必要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女性对于她们自身遭遇的不满也只能归结于宿命。其反抗的力量在强大的男权压制下显得极为微弱，感受得到生活的苦闷，便归心于世外桃园的 逃离，或者偶尔以戏谑的态度暂时转移性别角色，聊以自我慰藉。有的孤芳自赏又不免孤独，或干脆选择遁入空门以期解脱，想“本自洁来还洁去”但还是难如人愿。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无一例外是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而至于蔡文姬，李清照，柳如是等，其巾帼情怀难能可贵的同时，她们最后的结局同样可叹可悲。
张爱玲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一语道破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意识”。这种归依的“奴性意识”是在漫长的男权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是被物化为他者的女性安其处境的一种借口，一种心理安慰或是心理暗示。不论中国女性还是日本女性，她们要面对的都是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在其中谋生也谋爱，她们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面对人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将女人逐步异化为“女奴”的历史。女性一直在追求的是被男权社会所推崇的他者的女性形象。
女性作家张爱玲与男性作家川端康成在其作品中有意无意中点出女性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强大的男权社会。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来没有停止努力。她们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坚强的生活，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形象是变态扭曲的；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贬损的权力关系，表现出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个排他性的和单面性的价值体系。如果说张爱玲抒写的世俗女子在男权社会中是被扭曲的形象，那么川端康成笔下的纯美女性则是在男性视觉中被理想化的角色。而无论是张爱玲笔下在世俗社会中被扭曲了的女子，还是川端康成文中被其幻想化成的洁净的美人都是被物化的他者形象。
聂焱说当代女性的社会处境是——被物化的他者。当代社会是否是一个男权社会，我不知道，但是女性的被物化的他者形象确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存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女性带来了解放的福音，作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礼教”已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不平等”依然存在，否则，鲁迅先生不会在“雷峰塔”的倒掉上一论再论。好在，女性群体的觉醒，犹如漫漫长夜里一道霹雳的闪电，划破了笼罩在女性头上的重重历史的阴霾。冯沅君?庐隐，石评梅，谢冰心，凌叔华，丁玲，萧红，白薇，林薇因，杨绛，苏青，张爱玲…… 一大批女性文学家跻身文坛，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开始捍卫她们的话语权。而在此之前，父权制以来女性被压抑的历史处境决定了她们的历史性沉默，她们没有历史，没有文学，没有能代表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只能被男人去描写，她们可以是仙女，公主，淑女，贤妻良母。也可以是狐狸精，河东吼狮，母夜叉，母大虫，恶婆，祸国殃民的祸水。她们的手指上戴上了谁的戒指，就注定是谁的终身奴隶。
张爱玲十六岁写的历史小说《霸王别姬》就写出了女性的尴尬：“如果他（项羽）是那熠熠的光彩欲花的ambition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当项羽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独自静夜沉思时，“她怀疑她这样生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无论项王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如果项羽成功了她将会得到什么？…… 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穿上华丽的宫装，整日被关在昭华殿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是老了……虞姬不 敢再往下想。这里，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不再是英雄--美人的传统叙事。而是新时代觉醒女性的深刻反思。而诸如秋瑾，庐隐，萧红，陈衡哲，袁昌英等大批女性作家的集体亮相，则表明这个群体不再沉默，她们已自觉地在黑暗中开始理性的探索，走她们前辈姐妹们从未想过的光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