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类型的“自我”都来自人类社会这台“造人机”，无论是关系性自我还是个体性自我。“我”总是来自社会关系脉络中重要他人（父母）对你的期望（投射），以及对这种投射的认同。
《三国演义》一开头，作者就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
1.一条大青蛇从温德殿横梁上飞将下来，然后突然不见了；
2.天上突然出现了雷雨冰雹；
3.两年后，洛阳发生了地震，海边发生了海啸；
4.某地，人们发现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
5.盛夏的没有果实的一天，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
6.秋天，一道彩虹出现于玉堂。
现在让我们开始脑筋急转弯——请问，上述这6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这6件事情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认为“这不过是6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它们只不过偶然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理解《三国演义》。
甚至，你很难说自己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基本上不具备中国人的认知模式。中国典型认知模式是《功夫熊猫》里乌龟大师的思维模式，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荣格曾感叹，西方人在海滩边看到海浪送来一把伞和一堆破布，会认为这是偶然，而中国人却会认为这是有关系的。就此，他非常佩服中国人的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关系认知模式。
在荣格60年后，当代精神分析的几乎所有学派—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派、客体关系学派—一致认可“人是一种关系性动物”这一命题。并且找到确凿的神经生物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据来证实这个恩格斯通过“人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表述的命题。
70年前，当荣格遇到胡适的时候，他问胡适对《易经》的看法，胡适对这部众经之首嗤之以鼻。
这就是荣格和胡适的区别，荣格以一种谦卑态度面对中国智慧之时，并没有转过身去把其文化背景中的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先哲们打个稀烂并踏上一只脚。荣格的文化背景并不会被体认为一种自卑或自恋的根源，他有足够的自信。
我相信没有一个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者会把上面这6件事情拍进电影或电视剧，也不会按照《三国》的认知模式，把曹操之死和他砍了一棵大树遭到树神报复拍进影片—总之，凡是现代人看起来按照五四或者除四旧标准的“封建迷信糟粕”的东西，都不会进入导演的视角。就这个角度来说，诸如《赤壁》和《见龙卸甲》此类影片，在展现“三国精神”方面，都是失败的。
如果失去了这种天人关系的视角，“三国”就没有英雄了。三国英雄的气节在于明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宇宙人生之虚空本性以及对此采取的“惯看秋月春风”的释然态度，在于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无常性的体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和彻悟。
这种敌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统统和日月天地、宇宙四方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母体视界在近200年遭到了几乎是灭门性破坏和摧毁。
日本有个人类学家，对中国人人格考察后，居然提出，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是“娇气”，说中国人是在娇宠的环境中长大的。
其学说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还是有一些隐约的现实基础。比如说在电影《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
这种亲子关系形态下产生的“骄子”，一旦遭遇到重大挫折，其自恋性暴怒会爆发出巨大力量，正如根据卢刚枪击案改编的《暗物质》（Dark matters）所展现的。其实《暗物质》中的刘星和《长江七号》中的那个儿子的人格结构是一致的。
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
第二，以父亲为代表的整个家族把一个“救星”的形象投射给孩子，期望通过孩子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学习成就）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或者仅仅是获得失落的尊严（面子）；
第三，在这种亲子关系中，父（母）亲以近乎自虐的方式省吃俭用，提供给孩子（往往是男孩子）优越的条件—读书，而孩子的整个人格通过读书和父母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下滑或者“贪玩”不学习的时候，出现的是整个家族系统自我的崩溃。父（母）亲会在此时突然从奴隶般辛苦劳动供养太子读书的人，变成一个完全忽略儿童爱玩天性的暴君，开始殴打（虐待）孩子，之后又出现自我的崩溃、自责。
而通过这个过程，孩子开始真正进入家庭的系统自我中，他会开始刻苦地带有自我虐待色彩地学习，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并且期待着学习能够带给整个家族（学校、村镇）荣耀。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结构形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自我理想、自我价值感、以及其情绪和认知模式都是和父母（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会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判断标准，而他的情绪和欲望也是和父母紧密联系的。
鲁迅说，中国人是合群的自大。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自我、超我乃至本我的一部分都是外化式的、关系性的。这后者就是“面子”，面子的背后，是自体—客体系统的施虐—受虐关系的循环和逆转。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
何以中国人会形成这么一个群聚性的关系性心理结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应该反问：“何以美国白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和他人有清晰界限、有相对独立的情绪和欲望系统的心理结构？”美国白人的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心理结构是最近200年来适应工业生产要求而在全球大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
“个体性自我”的产生是和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物质丰富保持同步的。而“关系性自我”这种精神产品就特别适应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
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无法提供足够保障的社会，“自我”必须是关系性的，才能提供一个社群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农民子弟如果不紧紧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性和父母/乡亲紧紧联系，那么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一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必然要度过穷困潦倒、孤独悲惨的后半生。
另外，这种“关系性自我”也是中国人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的来源，在这种关系脉络中，个体生命的意义被抬举到一个无穷辉煌的高度。“个体性”在群聚性关系的大海中被稀释。
所以中国人的个体身上所绽放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对痛苦长征般的忍耐性、对成就修长城式的执著是与这些个体的自我是深深扎根于集体（群众）离不开的。这种合群的自大、神化的自我一旦遭到否定或挫折，其产生的自恋暴怒必然要搭上几条乃至几百万条人命。
所有类型的“自我”都来自人类社会这台“造人机”，无论是关系性自我还是个体性自我。“我”总是来自社会关系脉络中重要他人（父母）对你的期望（投射），以及对这种投射的认同。
如果你的父母和乡亲认为你的“本质”应该是孝顺长辈的、满足他们期望的、处处小心和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带给家人荣耀和面子，那么你就会具有一个“关系性自我”。
反之，如果你爸妈接受的不是孔夫子的思想，而是对好莱坞大片宣扬的价值观不疑，你注定就会具有一个“个体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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