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分析的4种模式
1.Waler Schindler的团体模式，他认为团体就像个家庭，再现了与内化的关系体验有关的过去的家庭事件。
2.Alexander Wolf的团体模式立足于在团体领导者设置的团体中对每个团体成员的个人分析。团体成员仅是共同治疗师。团体领导者负主要责任。
3.比昂、Ezril和Argelander的团体模式认为团体作为整体最重要，即团体作为整体与此时此刻的分析师间的移情关系。比昂描述了3个基本假设，它们妨碍了工作团体的任务。我会简要提及这3个假设。根据比昂的观点，团体可以是好的工作团体，但它也可演示出下列氛围：战斗和逃跑，配对或依赖。除此以外，团体还有其他多种的可能性服务于防御的目的。必须要识别出防御性的表现，因为它们阻碍团体的工作。“团体作为整体”促进了团体成员的退行性融合，伴有前俄底浦斯期焦虑和冲突。比昂总是把团体看作有团体自我的、团体超我、团体理想的完全的整体，具有特殊的需要和防御机制。这个模式等同于团体的治疗，而Schindler和Wolf的模式为在团体内的治疗。Foulkes学派的模式，即我现在要谈的，是被团体治疗，即被团体成员和团体领导者治疗。
4.Foulkes的团体模式聚焦于每个个体的团体成员以及团体作为整体。Foulkes提出了交流网络(矩阵)的概念，每个成员都被看作是多重人际领域的一个节点。
通过团体分析，我们理解了什么
Foulkes把团体分析描述为团体分析性的心理治疗。我们可把团体看作是源自精神分析的一种心理治疗。在我看来，团体精神分析是由团体、团体成员和团体领导者对团体中的个体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团体过程和特殊的团体现象，如团体内的多种人际交流网络和关系，进行勘查的过程。
Foulkes在精神疾病学临床和门诊患者的治疗基础上，于1940年开创了团体分析性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师的经历孕育了这一疗法，并赋予他灵感(Foulkes, 1975)。
根据亚龙的实践，答案是明确的。团体治疗是对参与者产生显著获益的有力方法。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团体治疗至少与个体治疗一样有效(亚隆)。
我从事团体治疗已经25年了，我对团体治疗的疗效的看法与亚隆的观点一致。
团体治疗的奠基之父有Joseph H. Pratt和Trigant Burrow，他们创造出“团体分析”这一术语;Kurt Lewin和Jacob Moreno，他们将一种新的形式导入团体治疗中，即心理剧;Paul Schilder, Slavson及最重要的比昂(1897-1979)和Foulkes(1898-1976)。
Bion关注于团体中隐藏的构造以及自有的潜意识生活并且将团体视为一个整体而非个体的集合。他对于团体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团体有着由潜意识决定的仁慈态度，他将此称为“基本假设”。这会妨碍团体的主要目标，所以如果想要团体有效工作的话，团体领导者必须指出这一点(Behr/Hearst)。
S. H. Foulkes是一位精神分析师，生于德国，在弗洛伊德传统下成长并发展出团体心理治疗的特定形式。他对于团体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的看法在欧洲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并日益为其他地区的人们所熟悉。(Behr/Hearst)。Foulkes学习医学，为精神科医生，在法兰克福居住多年。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格式塔心理治疗学派”的领军人物，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有两年时间他跟随法兰克福的神经病学家Kurt Goldstein工作和学习，他提出了神经功能的整体模型，其指导原则是有机体整体的概念，它远多于各个部分的总合。从这一模型出发Foulkes发展出一个最具创造性的比喻“矩阵”：团体就好比是一个类似于大脑神经网络的沟通网络(Behr/Hearst)。
我稍后会回到非常重要的术语“矩阵”。
Foulkes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在维也纳受训。因纳粹的统治，Foulkes于1933年离开德国去了英格兰。在1942他应召入伍并被分派到军队在诺斯菲尔德的精神病中心，在那里开创了团体精神分析和社区治疗的工作。战后他留在英格兰并一直在那里工作。
根据Behr/Hearst(2005，18)的描述，弗洛伊德确信不能在团体内进行分析性治疗。有一封弗洛伊德写给Trigant Burrow的信，弗洛伊德在信中宣称精神分析只能用于个别治疗而不能用于团体治疗。
在25年前我第一次着手缓慢开放的长程团体的前夜，我做了如下的梦：十只小鸟聚在窝里，张着嘴嗷嗷待哺，而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是如此的饥饿和匮乏。我感觉自己极度的无力。我问自己“我该怎样做才能满足这十个饥饿的小家伙并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在极度的无助中我惊醒了。在25年之后的今天，我再也没有做过任何类似的梦，因为作为团体的领导者我不再感到自己是独自在承担团体责任和进程的人。从经验中我了解到每一个团体都有着巨大的心理学和治疗意义上的潜力，而这正是可以被利用并且有力影响和塑造团体进程的力量。因此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在为作为整体的团体、团体中所发生的事和团体的发展而承担责任。如果整个团体运作良好，团体领导者就能够后退一些，从容欣赏团体内部的创造性进程。弗洛伊德曾经将精神分析师的工作比作婴儿出生时的助产士。而对于团体精神分析而言，团体分析师凭借于团体中的创造性资源，并且通常在团体成员受困于某一问题无法靠其自身来解决时施以援手。
根据Foulkes，团体分析师的两个主要任务
A.作为管理者的功能，要建立并维持团体设置
B.团体分析师作为行动指挥者，要求具有团体分析的态度，这暗示着分析性姿态
Foulkes认为团体分析师更是个指挥者而不是领导者。他写道：“我为什么不愿称我的功能为领导者是显然的。我为什么称之为指挥?首先有个因素使我从音乐指挥者的角度选择那个术语。我常感到我对团体的贡献与指挥者类似…我不是写出音乐作品的作曲家，但我是解读它的指挥家(Foulkes 1980,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