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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期

三十年后,站台将空无一人。大风卷起飞雪,黄沙旋转,倒悬的站牌将骨质疏松般喀喀作响。在悠长的汽笛声里我回过头,而他们将一如既往,鱼贯而出,随即向站台尽头一拥而去。我将凝视他们,他们仰起微笑的脸,冻得通红的脸,被车票映着犹如蓝天白云的脸。我将在烟雾缭绕中走向检票闸,投身于手持苹果手机正同孤寂鏖战的人群,并再度令自己笃信他们握有胜算。在那时他们将随风消散,全中国最后一趟绿皮火车,将会随风消散,那时,与往昔水火不容的现今将汹涌而来;而我将孤身一人,走向检票闸,顶着风雪交加。

检票员俯下身来,查看我递上的车票。“大姐,您自个儿?”我听见他说,“听口音,南方的?”

“哎。”我说。“家里人搁南方呢——得回家看看,老房子要拆。”

“赶明儿都得拆。”他说。我闻见一股烟味,在那一刻。忽然什么东西从头顶压下来,我抬头,看着一连串烟圈争先恐后,连缀成一串,向着瑰红的天际静静飘去。星辰似的,一点火光颤动,开短途汽车的托着块广告牌,方方正正,黄底红字,睡眼和棉袄一块儿耷拉着。晃晃悠悠地他过来,他张开嘴,上下唇裂开,最顶上一圈白烟四散开去,远处响起爆竹声;我走了两步,又回头,他们兴高采烈,他们疲惫不堪,他们手牵手犹如长城,满面春风,一浪接着一浪向这里涌来。我拉着妈妈的手,一蹦一跳——我拖着行李箱,步履蹒跚——我闭上眼睛,又睁开。那司机还站在我跟前,伸着俩胳膊,在寒风里我们哆嗦个不停。

“到彰武。”我说。

曾经彰武五彩缤纷,彰武花团锦簇,曾经彰武在四面八方放出不容忽视的光芒。尽管无论春夏秋冬,那里风声呼啸,尽管源于内蒙的细沙总在大路上积起一层,尽管蓝天之下白杨苍灰,歪斜的砖房散乱如草垛,四十年它仍旧是一个梦想,一处避风港,一个旋风般忽明忽暗的乌托邦。在车里我想起学生时代,在课桌前我曾想象二三十年后,我会搭乘短途汽车,回到彰武,途中想起学生时代,那时我奋笔疾书,那时亚热带的黄昏来临,暮色犹如万千根直指牙缝的书签。我生在辽宁,三岁举家迁往浙江,除了长辈绘声绘色的描述,除了零星几次短暂的回乡,我没有任何能了解北国的途径。但那时我想起它,数学题与注视令我头昏脑胀,那时我想起低矮的草绿的楼房,想起一排灌木,泥墙上电话号码杂乱无章,姥姥慢腾腾踱步,擦去塑料桌布上的积沙。他们碰杯,他们抓起熏猪蹄,他们打开门朝我露出笑容,朝我晃动着灯火般喜气洋洋的脸;那时我还没被回忆打垮,我想象丰富,那时我想着自己走进房间,摘下围巾,姥爷立刻从床上坐起来,眼里闪闪发亮,两条腿慢慢从床沿上伸下来。那时我想着,不知不觉落下泪来。

驾驶位传来咳嗽声。整辆车颠了一阵,车顶上雨打芭蕉似的砰砰响。我向窗外看去,蓦地恼火起来,在颠簸中我喊着,要他把车停下来。“您咋地啦?落东西啦?”他问,一边照做了,但是“不是”——我皱起眉头,语气挺硬,“你开哪儿来啦?阜新市里?我要去的是——”

“不是彰武吗?”他接口,点着了一支烟,好像有点儿得意又有点儿遗憾地,指着一幢摩天大厦,“早变样啦,您多少年没回这儿了?还能跟早先一个样式不成?”

车又开了。我住了口。三十年前我想象丰富,肩上记忆轻如鸿毛,三十年前未来广袤如同东北平原。三十年前我其实早已想到这一切,我看见扑克牌渐渐卷边发黄,随后从指间凭空消失,看见脊背飞速弯曲,皱纹凹陷复又展平,孕妇身边孩童转瞬成人。在绣花枕上我感到恐惧,不是因为黑夜,而是因为黑夜必将变成白昼,流水必将凝固成冰,此刻身处的房间终将化作一捧尘埃。不同的过程将推向相同的结果,尽管我们讳谈这一事实。人人都具有预言的能力,而三十年前,我曾在楼道口停留片刻,转头看着我——四十六岁的瘦小妇女——从钱包里掏出四十块递给短途司机。

此时此刻,我仰头看向四层的楼房。楼道口的木门腐朽了一半,“办证”或“修下水管道”的喷漆字样已经模糊不清。耳边传来拆迁办主任的声音。工地的方向传出不绝于耳的噪声。“您五分钟后到?好的。”我对着指甲盖大小的移动电话说。“我在楼下等您。”

我同主任握手,寒暄一番后,两人一同上楼。穿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我想到友情,道德评判,想到朴瑾惠,暗恋与立体几何。十几次我走过这里,疲惫而快乐,既因即将到来的见面而兴奋,又因几日后同样近在咫尺的分别而沮丧。在那时我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那时我满怀憧憬,经常陷入美好的遐想。拆迁办主任走在我身旁,我掏出钥匙。“您二女儿要高考了吧?”隐隐约约我听见他问。“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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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她数学不好。”

屋里昏暗又脏乱。我进门,姥姥迎上来,蹲下身给我找拖鞋。我进门,玄关处空空荡荡一片,身后的姚主任问我用不用换鞋套。我知道这是客套话,地上都是沙子,这里很久没有人打扫了。“您跟我姥姥一个姓,”我又说。“那可真巧,”他漫不经心地,“您上回说那赔偿方案——”但我没有听他的。我环顾四周,养着滴水观音的花盆不见了。写着“寿”字的挂历不见了。总塞着各样瓜果鱼肉的小冰箱不见了,姥姥以前总从那儿给我找饮料喝。姥爷自己做的长桌不见了,他没生病前最爱做木匠活。锅碗瓢盆摆得到处都是,在灶台上,洗衣机前头的架子上挂着硬邦邦的毛巾,那时候姥姥站在我旁边,捧着块蓝底带星星的,非要等我洗完脸给我擦……“欸呀,我都多大了,您还把我当小孩儿哪?”她眯着眼睛笑,“你才三岁,哪儿大呀”……送我和妈回南方的时候,姥爷在屋里走动,忽然指着那盆花,给我讲起他怎么好不容易把它养活……可那盆花不见了。房间里仍然弥漫着他们俩暖融融的芳香的味道。可那盆花不见了。

“给您城里补一套房,还凑合,”主任又发话了,我在屋里转悠,他就一直站在那面镜子旁边,“赔偿金……您看,是不是高了点儿,您也不住这儿。”我听见,就在原先姥姥姥爷的卧室门边上,回过头说,“我倒觉得十万左右也不过分,”他抽了口烟,摇着头,我紧接着又补充,“赔偿合理,您要拆咱也乐意,但您说这地段……”这时我瞥了眼室内,就忘了之前打的腹稿。那张床还在。

我走进屋。姥姥坐在矮凳上纳鞋底,对面茶几上,电视里放着家庭伦理剧。姥爷躺在粉红色的床单上,侧着身,戴着老花镜,手里拿本我送他的《中国国家地理》。桌上放着一对雕塑,老头儿老太太坐在摇椅上,一个看报纸,一个织毛衣。扑克牌散乱在方桌上,桌边摆着三把椅子,以前我们就坐那儿玩“四幺四”,他俩稀里糊涂把大牌乱往桌上砸。我走进屋。拆迁办主任等着我答复,可我急着找姥姥的首饰盒,姥姥的毛主席语录,姥姥盖着细纱布的电话。上高中那会儿我住校,一周回一趟家,每回给他们打电话,他俩都抢着接。以前我总是暗自落下泪来,挂下电话以后。但现在我呆呆站着,好像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的。

“您说得对。您看着办,爱怎么着怎么着。”心不在焉地我说。“——但是,三万未免也太少了一点。”我看见北方冬日凉飕飕的阳光,透过不复存在的窗帘照射下来。我看见三十年前自己站在相同的位置,浑身发抖,望着床单床垫消弭于无形,使骨架般丑陋的床板暴露出来。他们总是在等着,在这里,在什么地方,等我突然想起来,打个电话过去,等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从千里迢迢的浙江回家一趟。这里是我家,辽宁才是我家,多少年来我变了口音,变了习惯,我在南方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但梦里我总站在大雪纷飞中,手里提着一只老赵头熏鸡。这里是我家,我从来都不想离开。

姚主任看着我。他耸了耸肩,猛地吸了口气,大步向门口走去。“那咱们都退一步,成不?您也是明白人。”

“那就七万。加上您答应过那套房。”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看上去不太高兴,但勉强点了头。我们握了手,站着又聊了一阵,然后出去。叹了口气,我锁上房门。

我跑上楼。我转动钥匙,我推开贴过又撕过一副又一副春联的铁门。房间里温暖如春,柜子里满满当当全是小食品,姥姥迎上来,姥爷下床迎上来,变戏法似的他们摸出一袋又一袋我爱吃的零食。我站在那儿,看着镜子里的我,矮冬瓜似的我,梳蘑菇头的我,比他们高出一截的我,满脸皱纹的我。我从这扇门里,走进来,又走出去,我喊着“我回来了”和“再见”,交替往复,从不间断。姥爷站在门口,姥姥站在风雪里,默默望着我们。

“等你上大学了,你就自己来……”姥姥总叨咕着,怕我忘了似的,“现在坐飞机可快了,贵不怕,路费姥姥给付……”

上车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喊,让我明年再回来,“一定再回来”。他们穿着军大衣,裹得只露出眼睛,在飘飞的鹅毛大雪里他们站着不动。冷风吹得眼睛疼,我摇下车窗,朝他们一个劲儿挥着手。

我退后两步,看着天花板,看着地板和被人遗弃的木头床,这是我们穷其一生所达到的一切。姚主任站在门口,两手插兜,瞅着我似乎有点儿不耐烦。这时我转回头去。

“不要拆……求你了,多少钱都行。”我说。他腰背笔直,不容置喙,犹如我面上细纹延伸之罪魁,铁路小学被风沙淹没之祸首。我声音虚弱,两腿瑟瑟发抖,我从未如此无能为力,但我看着他。“多少钱我都给……求你了……别拆我家。”

当然,他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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