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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尘封的记忆(三十一)

三十一     我尝到了被“充军”的味道

  由于我不但不巴结领导,还爱给领导提意见,常得罪领导,所以我被充过一次军。

  那是1975年春节后,开学前,全区的老师集中在区公所开会。有一位50多岁的地主出身的女老师病了,叫她的女儿来请假。一些民办教师“积极分子”说她是装病,在某些领导的支持下,用门板把她从家中抬来进行批斗,大有借机把她开除,然后顶替她成为公办教师的架势。在礼堂的大门口,恰好碰上了门板上的这位女老师,我大声对她说:“X老师,不要怕,大胆上台去,让大家看看你病成什么样子了,谁也不能开除你!谁还没有个病痛呢?”斗争会没开成,倒还激起了民愤,弄得某些领导下不了台。

  有些领导早就对我不满意了,于是这次就迁怒于我,说是我从中作梗才造成这样的结局,要我尝尝被“充军”的味道,就把我从区中学调到区里最偏远的株木潭。因为我确实是区中学的教学骨干,准备只让我去受年把两年罪,还要调回来的,所以把我妻子仍然留在距区中学不远的农业中学。但我生来就是个犟死驴,偏要两个人同时调。株木潭公社的文教支书平时与我的关系还不错,这次不知为什么不顾老交情,没把我放到公社中学,却把我放到公社最北端的回龙坡学校,而把我妻子放到公社最南端的处在深山老林中的光荣湾小学,中间恰好隔着整个公社。这可能是区中学、区文教办的领导故意这么安排的,也可能是株木潭公社的文教支书要巴结区中学和区文教办的领导,故意这么安排的,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绝不向他们求情。其实,当时株木潭公社的党委彭书记是我的老朋友,只要去讲一声,就会安排得好好的,但我也没去讲。就让我妻子带着大女儿到了光荣湾,我带着儿子到了回龙坡,把二女儿放在我父母那里。星期六,我和9岁的儿子要穿越整个公社去光荣湾;星期一早晨,我俩又穿越整个公社回龙坡:我们迎风霜,冒雨雪,顶烈日,每星期来回一次。

  有一天,我碰到了彭书记,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半年就把我调到了公社中学,把我妻子调到了回龙坡;1976年,我也回了回龙坡。1977年 ,恢复高考,我回了区中学。不久 ,我妻子因慢性咽喉炎病休。不久我妻子也调到区中学。“充军”正式结束。

  这两年半的“充军”,就是脚板吃了亏——第一学期,每星期要去老婆的学校一次,就要穿越全公社两次,除此以外,我得到的只有快乐。

  快乐一:过是了幸福的小日子。在区中学,每周星期六去我妻子那里,星期日下午必须回校,因为星期日晚上学校要开“周前会”,而回龙坡学校没这个规矩,可以星期一早晨到校,与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每周多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到了同一个学校,用区联校长的话说“是开了夫妻同校的先河”(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让夫妻同校工作,故意制造“牛郎织女”),把读小学和初中的仨孩子都接来了,大队给了我们菜土,自己种菜,自己喂鸡,自己煮饭,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

  快乐二:增加了收入。株木潭公社没有国家粮仓,每年暑假,回龙坡学校就是区粮站的零时粮食收购点。当时是用麻布袋装粮食,要请临时工绞麻袋口。我两个女儿心灵手巧,很快就学会了这门技术,担当起了这项任务,忙不赢的时候我还去帮帮忙。实行计件工资,绞一个麻袋5厘钱,一个假期能挣百来块钱,超过我们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我月工资43.5元,我老婆37元),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快乐三:农忙假能在自己学校食住。原来在区中学,农忙假是去区领导办点的大队劳动,而在回龙坡是就近下队劳动,就在自己学校(就是自己家里)吃饭睡觉,免去了劳碌奔波之苦,在当时,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啊!

  领导要充我的军,让我吃吃苦,我却享受到了这么多的快乐,这是领导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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