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节。
一直以来，总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既是写给父亲，也是写给自己，却总也没有提笔。昨天带儿子回家去，既是看母亲，也是为祭扫父亲的坟。车子路过峡阳时，心底又再次勾起对父亲的记忆，长期以来的那个念头，又重在心底浮起来。
峡阳。父亲。
父亲。峡阳。
“峡阳”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有着特殊的分量。每回乘车路过，我总会情不自禁侧身对着富屯溪那岸的那个小镇望一望，心底里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无论何时何地遇到峡阳人，我都会有遇到故人的感觉，心底油然升起一种亲切：啊，故乡人！而且如果有机会，我总对人说：我也是峡阳人呵！
我对峡阳以及峡阳人的这份情感,是源自父亲,源自坐落在峡阳岭子头的那座祖居的老屋,源自父亲与峡阳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源自父亲一辈子未改的乡音。
童年的梦里,故乡是一把淡绿色的破旧的油纸伞。
儿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梦,弄不明白故乡和破旧的油纸伞有什么联系。我只能对自己说,或许, 是因为父亲的故事里有太多故乡的影子,而我又从未到过故乡的缘故吧？ 记忆里父亲很爱喝酒,每次喝得面色通红之后,就开始他的总也说不完的故事：一九三三年,我爹当红军去了,我才七岁……
我曾深深地惊诧于父亲的好记性。父亲的故事说的次数多了,我也就几乎能将那故事背下来：一九三三年的一个黑漆漆的夜里,我的祖父瞒着家人,留下二十斤米和二十块钱,悄悄地出了家门,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门口那条幽深的巷子的尽头，为他送行的是巷子里断断续续的一阵狗叫。第二天早晨便有消息传来,说镇子昨夜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洋口方向奔红军去了。
祖父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这之前,家里的日子过得虽然不宽裕，但因了祖父的一副好身板,总有使不完的力气，所以日子也还勉强过得下去。可是，祖父走了，一家人的天说塌就塌了。父亲说，那年,他已经能担起两只小勾桶，到富屯溪边的井里挑水了。祖父很高兴，每天傍晚下工回来，总会给他一两个小钱作为奖赏。祖父走了,我的年幼的父亲依然日日到溪边挑水；挑完水,依然会守在家门口,望着那条幽深的小巷等待着我的祖父归来。终于，第二年的春天，我的祖母卖掉了我父亲唯一的亲弟弟，我的亲叔叔；送掉了我父亲唯一的亲妹妹，我的亲姑姑，带着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别了故乡的老屋,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口的小巷……父亲的故事很凄苦，很悲凉。故乡给我父亲童年的只有凄风苦雨，没有我父亲期盼的温暖和希望。
小学毕业那年,因为要照毕业照,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跟随父亲回故乡，走进父亲的祖居的老屋。当我踏上父亲故事里的那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巷时,那巴掌大的河石铺就的巷道,那巷道两旁低矮破旧的房屋，还有路人投来的陌生的目光,都给我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遗憾的是，二哥结婚那年， 因为筹备二哥的婚事,父亲很无奈地把那几间祖居的老屋，以三百元的的贱价卖给人家。可是家门口喜炮的硝烟味还没散尽,父亲就挽起棕绳扛起扁担顶替二哥参加了村里的砍伐队，驻进山里。进砍伐队是村人眼谗的美差， 一天的劳动报酬是村民们在田里劳动十天也挣不来的。 原本进砍伐队的是二哥，而且砍伐队要的也是强壮的青壮年劳力。可是,面对繁重和艰险的劳动， 已经在砍伐队做过一年的二哥退缩了。为了偿还为二哥办婚事拉下的债务, 父亲别无选择，求砍伐队的队长，让他顶替二哥。整整一年,父亲跟着队里的年轻人，抬木头，拉板车，劳作在险峻的大山深处。这一年,父亲五十岁。
五十年的辛苦路，父亲的人生没有春天。
等不到祖父归来,我的哭瞎了眼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去了台湾再没回来﹚投奔了祖母的一个远房的表亲。为了不挨饿,父亲开始了他一生中长达近二十年只劳作不领工钱的长工生涯，砍柴,担水,养牲口,下田,干完活吃饭还要遭白眼。人生的苦难把我的父亲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天天养大。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的同母异父的大姐十二岁哥哥七岁。父亲走进婚姻，却走不进人生的春天。
婚姻的舞台上，极不光彩的，便是去做所谓的“上门奴”。在我们乡下，扮演这种角色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结了婚后又离婚或死了妻子的；二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蹉跎了岁月的；三是家境贫寒娶不起亲错过了好时光的。解放了，我的已经26岁的父亲和我的瞎眼祖母，要脱离表亲，却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仿如无处栖身的飞鸟，找不到归巢。为他把家门敞开的，只有那个年长他六岁，已先后生过四个孩子先夫病亡的苦命女人——我的母亲。
因为父亲在表亲家那十余年的经历，母亲自始自终把父亲唤作“奴才”。在我大哥的父亲病故后，我的对婚姻已经绝望的母亲曾立誓再不嫁人，要凭做手工养大一双儿女（二姐和三姐已先后送人）。但是，解放了，分到手的田地需要有人伺弄，缺乏劳力的家庭凭一个女人是维持不下去的。母亲曾不止一次说：“前辈子欠下的。那些年，有多少好人家都不肯点头，怎么就跟了他呢？两手空空一个屁股一张嘴不说，还带着个瞎眼的妈。
父亲牵着我的瞎眼祖母，不带一针一线走出表亲家，进了母亲的门。两个苦命的人结合了，并先后又有了我们兄弟四个和一个姐姐，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
那样一个大家庭，那样的年代，日子过得多艰难可想而知。父亲是一个忠厚得近乎木呐的人。母亲说，六0年，村子里饿死不少人，其中就有我的一个长我两岁的姐姐。许多人家都在夜里拿着麻袋去偷生产队的包菜。在母亲的一再穿掇之下，父亲也去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结果却空手而归。父亲回家对母亲说，没走到地里，他就已浑身哆嗦，生怕万一被抓住——惹得母亲大哭一场。
父亲因事要到小姐姐家去。姐姐嫁到十里外的那个叫坋墩的村子，那村子有一家稍大的供销社的代销店。临去前，母亲要父亲顺便买只热水瓶回来，并再三嘱咐要买那种篾框的。可是父亲买回来的却是有着精美花鸟图案的铁壳的。母亲一看父亲拧着那只漂亮的热水瓶进家门就急了，怨开了，很快便连哭带骂泪水连连了。
父亲手里提着那只热水瓶站在厨房中央，楞在那看着母亲不知如何是好。至今我依然记得父亲当时的那种局促不安、那种尴尬的样子。篾框的热水瓶只要二块多钱，可父亲却花了六块多钱买了只铁壳的。
同样的局促不安同样的尴尬父亲还经历了一次。
记得有一年过年，生产队分配猪肉，父亲一大早就出去了，当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拎着一大串猪肉回家的父亲时，母亲却变了脸色，继而坐在灶前的矮凳上流泪，嘴里不住地怨怪父亲，原因是父亲拎回来的肉，瘦的多肥的少。我从母亲断断续续的怨怪里才明白，母亲原本指望能多些肥肉熬油，以解决一家人来年半年吃油的问题。但是生产队分配猪肉是凭着抓阄的，父亲抓不到好阄有什么办法呢？
多少年以后，想起母亲当年的眼泪 ，想起父亲当时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里便隐隐作痛。
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兄弟们都长大了，父亲也一天天老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许多，村子里时髦手表，开始是“台湾表”，是外地人偷偷拿到村里来 ，村民们没有钱可以用银元兑换；后来又开始时髦内地的“钟山”和“红旗”。手腕上有块锃亮的手表是一件多么神气的事啊！可我们家没有钱，也没有银元。更何况我的三哥还没有成家，三哥下边还有我和弟弟。想在手腕上带一块锃亮的手表，便成了父亲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愿望！
八五年春天，父亲病了。
父亲的身体一向都很好，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常年连感冒咳嗽这样的小毛病也少有。地里的西瓜刚种下父亲也躺下了。谁都以为，父亲也许仅仅是累了，躺下歇几天，就会重新扛上锄头走向田间地头。谁都没想到，父亲的季节从此不再抽穗扬花举沉甸甸的收获，父亲的岁月从此不再拖蔓结果流殷红的血液……端午节刚过，父亲便没了……
那年暑假，我在整理我的旧书时，在一本小说集里，翻到了二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没有一张是整十元的，全是一元或以下的毛票。我对母亲说，怎么我的书里会有钱呢？母亲怔了一下，说，是你爸的，他想买块表 。
……
清明节来了，清明节又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