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文集中《我之节烈观》一文，读罢掩卷，似乎有话欲说，想想又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为何？“节烈观”在鲁迅的这篇文章里是特指女人在遭遇到不幸时的一种人生态度。他在那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有反封建的意义，有促进革命的意义，现在再论似乎完全没有了可议性了。谁都知道尊重生命爱惜生命是第一要义的，其他的跟生命相比都不重要了。可为何又觉得有话要说呢？因为觉得完全漠视节烈，女人连最起码的贞操观都没有了，似乎又觉得不对劲。为何？不说你也知道，知道却又不确切，于是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这一说似乎又不会仅仅就节烈而言，因为节烈已经完全没有了必要，这年头谁为节烈而献身谁就是十足的神经病！讲什么呢？讲讲贞操吧，当然是女子的贞操，男人还有贞操可谈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宋朝以后的事，女子不事二夫也是宋朝以后的事情，在隋唐五代以前都没有这个提法，女子的丈夫死了再嫁二夫是鼓励的事情。武则天既伺李世民又嫁李治，唐明皇抢儿媳为妻虽有人啰嗦，可又能奈其何？人们普遍还是持羡慕态度的，不信你读白居易的《长恨歌》“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所以说把节烈的事说成是封建社会普遍的现象，似乎是一种谬误。重视女人的贞操，是小农经济走向成熟的一种现象，是宋明理学建立以后的事了。隋唐五代时期为何不倡导节烈和贞操呢？因为那时国家社会需要大量繁殖人口，人口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繁荣，国家的强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口“红利”可图。唐朝最繁荣的时候人口才五千万，那么大的疆域，才六亿亩的耕地，有的是荒地可开垦。而宋朝人口却有将近一个亿，那么小的疆域耕地面积却只有八亿亩，人多地少，没有荒地可拓展了，人口红利丧失了，国家没有必要再鼓励多生人口了。在这样一种潜意识下，女子的节烈观随着程朱理学的建立而逐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扎下了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很明显节烈观是由宋明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很难想象在一个鼓励人口繁衍的社会会有什么节烈贞操观可言。在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时期，夫死不嫁，政府会强迫你去改嫁，根本由不得你去想什么节烈贞操。
不需要鼓励大量生孩子了，也就是说人口的数量不重要了，那么就要讲究人口的质量了。何为质量呢？身体的强壮智商的高低对于个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数量庞大的社会来说，自有社会风俗习惯来规范人们的婚配行为，身体强壮智商高低也就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社会更加关注的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会引起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个时候社会的稳定主要依靠的是宗族社会的稳定，而宗族的纽带是血缘，于是血缘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人口的质量首先就表现在了家庭成员血缘的承继上，于是孩子的血缘承继关系就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人多地少人口没有红利可言的时候更是显得问题的巨大，甚至会动摇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国家已不可能象唐朝以前的社会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分配了，人民因为土地兼并越来越多地暴发了动乱。试想想，本来就不够分的土地再多个血缘不清楚的孩子来分，是何等地让人不能容忍？
稳定繁荣的农业社会，不可能不重视血缘关系的承继，特别是人口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财富的红利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大了。试想一想，老婆生个孩子，自己把他养大，又要来继承本来就十分紧张不多的那点土地，最后却发现这孩子是别人的血统，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公和背叛？如果孩子的增多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象隋唐的均田制，国家按人口分配田地，那还有情可原。不能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自己的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丈夫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高举起节烈这块牌子而强调贞操也就不足为奇怪了。
“节烈”是极端的事情。鲁迅先生说：“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但你说某个女人是个贞洁的女人，恐怕不会引起人们对你的反感。节烈的前提是贞洁。婚前连贞洁都没有了，还有节烈可谈吗？男人为何会注重女人的贞洁？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自己的女人所生的孩子要继承自己的姓氏，要抚养他成人，他成人后要继承自己的财产，这是从经济上来说的。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于存在，这是任何一种生物的本能，更何况人类？生存在表现形式上，一方面是自身本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延续。得知自己后续有人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试想想，如果一个临终的老人把子孙后代都叫到跟前来，这时有人告诉他这所有的后人没有一个是他的骨血，我想他会死不瞑目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老婆，那将是人生最大的打击。
男人重视女人的贞操，是高等动物雄性的一种本能。狮子猴王们就绝不允许别的雄性染指它的妻妾们。在科学还不发达的时候，婚前的贞洁是婚后后代血缘纯洁的一种有力保障。仅仅是一种有力保障，也还不是绝对保障。人口的增加对财富的增加有绝对意义的时候，多一个别人血统的孩子对丈夫来说并不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伤害，而仅仅是情感上的冒犯，社会的思想意识会进行适当的调适，比如在吴越之争的时候，丈夫对此不是不可以克服。但前提是妻子也要为自己生下孩子，否则会对丈夫造成生物意义上的伤害。如果增加了孩子会使丈夫有经济上的损害时，丈夫就无法容忍不是自己血缘承继的孩子来与自己的孩子抢夺自己的财产了。社会思想也不会为此给予支持了。所以宋明理学对女人贞洁观的强调并非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一个思想能普遍存在，而且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肯定是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鲁迅先生反对宋明的“节烈”观，是因为时代变迁了，农业社会要向工业社会变革了，所以他对“节烈”观的攻击就有了革命的意义。但他并没有论及“贞操”的问题。鲁迅说：“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既然如此，宋明理学家们为何又极力推崇而广大的人民又全面地接受了呢？“节烈”是极端的事例，用极端的事例来推动来维护普遍的思想观——贞洁观，贞洁观又是为维护一夫一妻制为主体的繁荣成熟的小农经济服务的，对繁荣成熟的小农经济而言，当然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所以鲁迅先生那段话特指出是对“现在社会失去了生命和价值”了。
鲁迅说此话的时候是1918年7月。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怎么就会无意义昵？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正走向衰落和灭亡，一切维护它存在的思想意识和制度当然也就是应该跟随着它走向灭亡的。所以它没有了“生命和价值”了，但它不会立刻消失。不倡导了，不标榜了，但它的思想仍然俱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象小农经济不会马上消失一样，它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就是常说的新文化运动，它处在一个疯狂泊来西方思想的时期。鲁迅先生的思想基本上都是“泊来品”，而且是十分激进的“泊来品”。思想的动荡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历史功过现在来评论似乎还不是时候 ，但它对社会变革促进的意义是肯定的。
摧毁了一个旧社会的价值观，新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起来了吗？“不破不立，破，立在其中”这个社会哲学观念在在“文革”期间是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证明它是错的。“节烈”观摧毁了，其基础“贞洁”观仍占据着人们思想的主导地位。直到邓小平南巡后，掀起了商品大浪潮后“贞洁”才开始慢慢遭到了彻底的毁灭。而且也不是马上就毁灭，马上从人们思想意识中彻底地除去了。讲个真实的笑话：
1993年秋天，笔者与科室里的同事去一个温泉泡澡。傍晚时，大家正在温泉里玩得起劲，一个男人高叫：“我老婆被人摸了一把，好倒霉，我老婆被人摸了一把！”我们几个男同事偷偷地笑了。在回去的路上忍不住开怀大笑：“这个傻逼，这种事也可以当众大喊大叫的？”没想到第二天女同事趁男同事没到之前也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大笑，她们说当时她们看见那人的老婆十分尴尬。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事放在现在，人们同样会引起大笑。为何会大笑呢？潜意识里就是一种贞操观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有一次，女友生了痔疮去同学上班的医院去看病，同学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正当班。他没有帮诊疗而是叫他的同事去处理，他陪着我聊天喝茶。我当时觉得奇怪，回来后对女友一讲，女友捏着我的耳朵说：“你傻呀？！”我还真傻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哈，他也想得也太多了”我说。
贞洁观真的没有意义了吗？看着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才初中就公开搂搂抱抱，大学公开在校外开房同居，几乎是见多不怪了。网上A片连初中生都在手机上看，怎么得了？我一说，朋友们同学们个个都说我老土，傻冒。我说等你们的儿媳给你生个别人的孩子，看你怎么想？婚前同居试婚，婚后情人，还玩什么换妻游戏，什么男女平等，机会均等，这能平等的了吗？女人生的孩子肯定有她的一半，这父亲能保证妻子生的孩子是他的血脉吗？撒向人间都是爱，妻子生的孩子管他是不是自己的，难道就不可以爱了吗？说得好听，听起来怎么都象是吞了苍蝇一样。总不能妻子一生下孩子就先去做个DNA检查吧？夫妻之间还有基本的信任吗？如果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又何必结成夫妻，要家庭来干什么？干脆性关系商业化得了，省却那么多的麻烦！可人还要有一份感情一份亲情啊，还要有一份归属感呀。这中国人一学西方就比西方人还要西方了。不说也罢。其实西方人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滥性，他们比我们更加注重婚后的夫妻的感情，亲子之间的感情，他们家庭中的亲情氛围比我们还要浓得多。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以及系统的哲学思想。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都没有达到别人的那种程度，却把人家极端的东西当成普遍的现象学了过来，造成了我们社会伦理道德的奇形发展。
鲁迅先生也说过“中国人”，一看见女人的手就想到手臂，想到手臂就想到乳房，想到性交。中国人的性想象能力是何其的丰富！
最近去乡下玩，听见村子里的人在议论，说一群女孩子们去城里打工，有一个回来了，回来后在家中什么也不肯干，家人骂她：要人才没人才要力气没力气，又吃不得苦，还不如死去！我诧异了，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乡村姑娘，何谈“人才”二字？内兄告诉我这“人才”指的是身材，是性感。打工还讲身材讲性感？他们又笑我书生气傻冒了。跟哥哥们讲起这事，哥哥们说我脱离社会了。我大笑：你们坐在机关里领着国家发的薪水，而我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揣着刺刀跟人拚杀，你们反倒没有脱离社会，我倒是脱离社会了，你们何尝自己亲手赚过一分钱？而我的每一个铜板都是我亲手赚来的。妻子说那是因为你一赚了钱就回家沉在圣贤书中了，没跟你的同事们朋友们去玩，一起去消遣。原来如此呀，其实我又怎么会不知？难道非要把眼光尽盯着丑恶的非礼的，整天都以议论攻击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才叫不脱离社会？我也不是非礼勿视非礼不为之人，只是视而不见，做而就忘罢了，哈哈，尽量让别人做自己不做，多读圣贤书洗洗脑子可以吗？你老注视着深渊，深渊也注视着你！
“五四运动”很伟大，从小老师都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也这样教过学生。但自从我不教学生后，我对“五四运动”腹非的非常多，我对不下十万人宣讲过我的观点，我只差没有高举起康有为，胡适之先生们的旗帜了。我真想喊：找回我们的传统，重朔我们的灵魂！
古人的东西自有他们的道理，它是社会逐渐演化与之配套形成的，不是说摧毁就能摧毁得了的。社会变革也是逐渐地自有它的规律和运转机制以及节奏。一切超前的和滞后的都会显出它的疯狂和可笑以及愚昧。“节烈”观被彻底抛弃了，进而全面否定“贞洁”观，从而陷入目前的滥性，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颓废和疯狂？抑或是上世纪中华民族道德思想混乱的继续？
社会安定了，政局稳定了，思想道德和伦理的重塑是势在必然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关系比较混乱，反映在思想意识，人生价值观上也比较乱。何以见得？
邓小平南巡以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计划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人们冲破束缚和僵化，纷纷组建公司下海经商，崇尚做老板。二十年潮起潮落，当年的热血青年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努力，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的努力几乎是一场空：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企业大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稳坐在机关单位中那些个当年的弱者们，他们现在却大都手握重权，颐指气使地以国家之力为已力地为所欲为。一个胡子都没长出的普通公务员都可以捏着当年弄潮儿的鼻子想怎样摔就怎样摔。没有后台的蚁族们在社会中更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地乱窜。更叫人恐惧的是，那些在学校研究机关呆着，当年恐惧地不敢下海的胆小鬼们，现在都成了专家学者，他们正在不断地递着提案，想方设法地要消溶中产阶级手中唯一可以保值自己劳动果实的资产——房产。投资创业，政府官员敲诈盘剥，资金链断裂；投资金融股票，又全部被套牢；把钱存在银行，又通货膨胀贬值；买了几套房子，总算可以保值了，可又传出要交房产税了，说是美国交得更高。这哪跟哪呀，美国可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
惶恐，还是惶恐不安。面对惶恐又该怎么办？那就掀泄生命吧。魏晋南北朝时的人们不是这做的吗？那时的人们从皇帝到小民都在毫无顾忌地掀泄生命，人生苦短啊，何不秉烛游？滥性的程度现今的青年们又何能望其项背？鲁迅先生如果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现今的社会，他是再写一部《呐喊》还是《彷徨》呢？恐怕是后者了。
“哈哈”看来只有苦笑了，是苦笑还是灿烂地笑？我想会二者兼而有之吧。因为毕竟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速度之快让人有点跟不上趟了！干嘛要那么快呀？《增广》有言：“急行缓行，前程只有许多路；逆取顺取，到头总是一场空。”
呀，走题了，总之“节烈”也好“贞操”也好，人总是要好好地生活，努力地过好每一天的。自身要好好地生活，还得好好地把自己延续下去，把上一代人传下的接力棒传下去。别回头一看：呀，自己没了延续，到那时再着急也白搭！毕竟生命的意义在于存在，存在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你说是不是呀？让自己所爱的女人把自己给“结束”了，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贞操的问题你说重要不重要？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在一定程度给予重视的。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