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开以来，政治抒情诗遭到了严厉批判，似乎诗歌离政治越远，越能显现诗性。很多诗人也以写诗不沾政治为傲，以至在整个改开的诗坛上，政治抒情诗几乎销声匿迹，诗歌也就成了豆芽花边。而这样认为诗歌应该远离政治，若不是一种误解，那就是一种恶意的颠覆。
自古以来政治诗就是诗坛最具震撼的篇章。政治诗最早大概始于《诗经》，而且，还是大量地出现，其中的佼佼者有刺重敛的《硕鼠》，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伐檀》等，那是穷苦百姓从心中发出的呐喊，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至于杜甫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深切表达了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
李商隐更是以写政治诗，而成为独特的诗风，诗人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现存苏轼2700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是苏诗一个重要和精彩的内容。如，《岁晚三首？馈岁》 “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鱼蛮子》“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等，都表达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成为人中豪杰，死了也要做鬼中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讥讽当时的南宋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苟且偷生。《己亥杂诗 》是清龚自珍写的名篇政治抒情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以说，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的著名大诗人，几乎都有钟鼎鸣响的政治抒情诗立时立世。“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自古就源远流长，这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而那只顾自己的风花雪月，有浩如烟海的诗篇，但真正几首能流传？
政治诗也是民族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政治抒情诗的诗人以“阶级”的代言人或站在“人民”的立场，深入开掘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民生的疾苦中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将其上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更具有强烈的激情，鲜明的政治色彩，抒情于理，抒情性和政治性融为一体。
近代政治抒情诗与古代政治抒情诗一个极大不同，就是诗歌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觉性大大增强，诗歌为政治服务和指引的作用大大增强。这往上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抗战时期的鼓动性诗歌，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都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一个艺术渊源。其代表诗人有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艾青等，他们是呐喊的号角，他们是集体主义的歌者。他们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那种似乎讲政治就会损伤诗歌的艺术个性，这样狭隘的理解和演绎，极大限制了对政治抒情诗理解的视野，但艾青等大诗人的创作实践，充分表明了政治抒情也可以达到艺术高度。他们的政治抒情诗不仅批判，也热情歌颂光明。特别1942年从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揭示出诗歌应坚持的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更让政治抒情诗成批判的闪电，成对革命激情的熊熊点燃。那字字如同珠玑的《革命烈士诗抄》，都是先烈用生命写成的政治抒情诗，是政治诗中最为熠熠生辉的明珠。
政治抒情诗火红于毛泽东的时代。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有明确思想和艺术规范的“诗体”，正式提出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新中国处于毛泽东的时代，政治抒情诗成为诗坛的主流，诗歌主要是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歌唱翻身的人民，歌唱人民领袖为主。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冯至的《我们的感谢》，包括胡风写的政治抒情史诗《时间开始了》。这部由《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和《胜利颂》五个乐章组成的抒情长卷，歌颂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平凡而又伟大贡献的劳动妇女和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同时传达了诗人作为一个新中国公民的骄傲和幸福。
郭小川和贺敬之就是这类政治抒情诗的主要代表，他们一生都在写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就是他们的诗歌人生。如，郭小川《投入火热的斗争》、《林区三唱》、《西出阳关》、《昆仑行》、《春歌》。如，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等诗歌，构成了这一时期诗坛的基本风貌，并广泛地影响着同代诗人的创作，影响一代年轻的心灵，更影响大时代的大潮汹涌。
改革开放后政治抒情诗的昙花一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抒情诗达到了高峰，但也出现了一些将诗歌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后来在批判诗歌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中，基本将政治抒情诗连同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
改革开放之初，叶文福1979年发表的《将军能不能这样做》，是最有影响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可这首诗遭到了严厉批判，自此，政治抒情诗基本被扫荡出诗坛。到了2001年6月，《诗刊》以纪念专号的形式刊登了一批歌颂党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诗歌，作为迎接建党80周年的贺礼。《诗刊》将这一期发表的诗作归为五个部分：“跨越篇”、“开放篇”、“团结篇”、“奋进篇”以及“言志篇”，其中的“跨越篇”以“飘扬八十周年的旗帜”为副标题，以《红色寓言》（刘立云）、《飘扬的旗帜》（周启垠）、《我的歌献给辉煌的七月》（陈所巨）、《中国：新世纪的歌手》（李晃）、《大河》（程步涛）等诗抒写了对人民领袖的敬仰、对革命烈士的缅怀以及对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追忆和展望。这批政治抒情诗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抒情风格，但在蔑视政治抒情诗，给政治抒情诗不断扣帽子、打棍子的大时代坏境，新世纪这批政治抒情诗，在当代诗坛只昙花一现。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潮占据了当代中国诗坛的中心，政治抒情诗普遍受到鄙视，逐渐被边缘化。诗歌的去政治化，诗歌的政治虚无化，也让诗歌失去了号角的作用，诗歌的主流几乎成了，花呀草呀的自恋自怜和自唱自叹，情呀爱呀的无病呻吟和自艾自怨，。
随着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北京文谈会》上重新强调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特别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新时代的文学艺术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政治抒情诗必将再度引起诗坛的注目，政治抒情诗的号角，也必将再度吹响在新时代的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