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报告》是一本由[英] 苏·布莱克（Sue Black）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2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医报告》读后感(一)：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
死亡成为邪恶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声，是在阴影中出没、猎获的捕食者，是夜间险恶的窃贼。我们给她安上不祥的恶名：冷酷的割麦人、无差别的轧路者、黑天使、苍白骑士。我们把她画成藏在黑色连帽斗篷里的残破骷髅，舞弄着一把置人于死地的镰刀，她只需一挥，就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带走。有时她是一个长着羽毛的黑色幽灵，凶恶地在上空盘旋，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而毫无还手之力。在许多区分了名词性别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挪威语）里，死亡是阴性名词，但她却常被描绘成一个男人。
法医是一份十分神秘的职业。我从小特别爱看破案的片儿，从《大宋提刑官》到《重案六组》，其中最让我佩服的角色总是那位面对各种尸体面不改色沉着分析的法医。本来以为这本《法医报告》也是一本紧张刺激的法医实录，但是仔细读完之后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本书的作者苏·布莱克是英国的一位法医人类学家，所谓的“法医人类学家”可以与“法医病理学家”关联了解，后者的职责是判断死者的死因，而前者则是负责查清死者是谁。为了让死者与他的姓名联系起来，苏去过科索沃战区，为30多具被恐怖组织杀害的阿尔巴尼亚人查明身份；苏还在印尼海啸之后第一时间去了泰国，让遇难者得以以某种方式回到亲人身边。她以非常平淡的语调为我们讲述那些她与尸体之间的故事。 然而谁能想到苏的解剖生涯开始于肉食店。她从12岁开始就在肉食店找到了周末工作，每天观看师傅们如何用锋利的刀将一头猪三下五除二分解开来。这份听上去如此怪异的工作却给她未来的职业奠定了基础。 这本书里真正让我动容的并不是那些让人震撼的解剖场面，而是苏作为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淡定从容。她说，在她的实验室里有11个大缸（其作用可想而知），她很喜欢想象，当她的生命结束时，她可以漂浮在其中一个黑色的大缸里，那会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最后特别感同身受的是苏关于她的母亲的去世以及她的第一位“大体老师”的讲述。我的母亲在前年也成了一位“大体老师”。我特别佩服母亲的勇气与奉献精神。而且巧合的是我的母亲跟苏的母亲一样也是因为肝脏方面的原因去世的。最后的几天里她陷入了半昏迷，除了喊疼不再有别的诉求。我当时的想法跟苏一样，既然最终都是一个结果，为什么要让她痛苦地走。所以在医生告知风险的前提下还是给她用了止疼药。所以看到苏毅然决然地给母亲使用吗啡时我忍不住眼泪决堤。 “生命愉悦，死亡平和。棘手的是从生到死的切换。”这本书教会了我们，面对死亡和逝者，多一份理智，少一点慌乱。生命有长有短，认真对待生，也认真对待死。
《法医报告》读后感(三)：同类最佳
我很久没有看书看得这么酣畅淋漓了。从翻开这本书，几乎是手不释卷，越往后读就越为作者这个苏格兰爽朗妹子法医人类学家所折服。作为一个热爱鉴证类影视作品的BONES迷妹、我看了不少法医和殡葬从业者写的书。在我读过关于殡葬、法医、犯罪和人体的书中，这本书是到现在为止最让我心潮澎湃的一本，也是最让我由衷钦佩作者的一本。在这本书之前，我最钦佩的是《与骸骨交谈》的作者、法医人类学泰山William R. Maples，钦佩他高超的技术、吐槽的能力、有底气的高傲（主要还是有底气的高傲）。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可能要让Maples让出一半王座来，请本书作者也坐上去、笑纳我的膝盖。（秦明不在我的书单里，他的科普其实挺扎实的，但文笔实在太差了。我把秦明放在网文阅读的分类之下，不计入严肃阅读。）
谈论生与死的书，大多兼顾科学性和文学性。科学的部分主要是科普，比如关于尸体的一些猎奇科普：人死后尸体的阶段性变化、美国的尸体农场、猎头等等；比如关于法医的职业性科普：工作流程、培养经历、出现场的经历、办过的有趣的案子（Maples分析沙皇家族遗体）等等。科普做得好的书还挺多的：卡拉·瓦伦丁的《尸检报告》写了一个小个子的英国吉普赛血统女孩如何才能成为尸检技术人员，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一系列困难以及工作环境中的职场问题、NHS体制问题、心理问题。《人类砍头小史》则不仅猎奇，还猎出了广度和深度，五大湖四大洋，上天入地古今中外。如果把死掉的古人的法医人类学（考古）也算进去的话，《庞贝三日》也很让人大开眼界，作者用考古学证据让全庞贝人在你面前死了一遍又一遍。
文学性的部分主要是关于生死和向死亡学习怎么活的哲思。这一类里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托马斯·林奇，毕竟人家是个极其牛逼的诗人+殡葬师。写《烟雾弥漫你的眼》的凯特琳·道蒂则胜在真诚和年轻，她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个纹着纹身、嚼着泡泡糖的摇滚殡葬师。上野正彦则跟她刚好相反，是那种医者仁心、认认真真的老派法医，写的文章短而平实，却总能让人陷入沉思。
以科学性和文学性为衡量标准，这本书科学性和文学性俱佳。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停滞于科普和人生感悟，而是超越了这两个常见的主题。
在鉴证类影视作品里，最常见的镜头就是法医看了下骨头然后抬头说，你看这个骨盆它怎样怎样了，所以这个人是女的；你看这个头骨它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个人是男的。
但作者说，不是的。作者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大众的科普中始终保持着科学的严谨和谦逊。她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解剖学意义上不同寻常之处。她引导我们用客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身体：
有四种细胞是我们出生时就形成了、终生不会被替换；用DNA分析法来查找SRY基因可以帮助证明死者是男性，但这个方法却没有办法证明死者是女性；我们用于分析的男女特征，实际上是人体分泌的生物化学物质作用的结果，它们本身并不能作为证明个体生理或基因性别的证据……
意外情况总是有的，可能性总是很多的。一个不显示女性特质的尸骨并不一定是男的，也可能是先天卵巢早衰的女的。同理，荷兰人的骨盆也是不靠谱的性别指示物：
荷兰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高的人种，但是他们的婴儿并不会比其他西方人种的婴儿大多少。所以，他们的产科并发症的发病率极低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荷兰女性不需要为了保证胎儿娩出的顺畅而进化出更加宽大的骨盆。身材相对矮小的女性，其盆骨显示出更多的性别特征，因为自然界会为了让女性安全地孕育生命进化出更合适的骨盆形状。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在鉴定荷兰人的性别时，单用骨盆来区别会很困难。
我也特别喜欢作者写她在科索沃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经历。她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诗歌，而是系统性地展示团队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他们在那里的工作经验又如何激发了英国DVI（灾害受害者身份识别）系统的建立。他们正是抽取在科索沃面对战争罪行、反人类罪和大屠杀的现场经验，学会了如何在烧焦的尸体中识别炸弹、排除险情、同时还要完成最高品质的法医人类学工作，因为只有最完整的证据链、来自尸体最完整的证据才能让受害者沉冤昭雪。
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我们很少会去思考DVI存在的意义，虽然这意义是如此不证自明。作者培训了英国的警察，让他们的出警的第一现场就从法医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学会保存证据，同时也保护自己。让他们学会，当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来临的时候，要怎么才能科学地确定那些已经四分五裂、肿胀模糊、甚至消失不见的尸体到底曾经是谁。也只有他们掌握了这样的技术，才能在最需要救人的时候往正确的方向、用最高效率去努力。事实证明作者确实走在了时代前面——英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后来的印度洋海啸、日本海啸、美国飓风，甚至韩国和中国的邮轮侧翻事件、动车脱轨事故，其实都需要科学的DVI系统，来帮助救援者厘清受害者到底是谁，还有谁可能还活着，也让受害者家属能够有所慰藉。
作为学术大牛，作者很让我钦佩。她在科普身体变化的时候曾经提到，由于未成年人的骨骼还在发育，所以对孩子的法医人类学研究面对着更多未知的可能性。我以为作者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万万没想到，她竟然因为这个未知的存在而直接跑去写了一本教科书来填补学术空白。我看到的作者始终保持着对专业和学术的热情，对人性的热情。她会愿意探索新的更加环保的遗体处理方式，也会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坚持推广一种更好的大体保存技术。
作者最可爱的地方是她很诚实地描写了自己对老鼠的恐惧。这个在科索沃死人堆里工作、经常要给大体翻身的女孩子，会因为办公室里有一只老鼠而全身僵硬。在书的开头我们会看到作者因为对老鼠的恐惧而放弃了生物学研究，转而去切尸体。要到书的末尾，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她会对老鼠有这么深的PTSD。
《法医报告》读后感(四)：唯有找到，才能治愈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跟很多普通人一样，对法医这个词有着天然的敬而远之，因为法医的职业总是跟罪案、恐怖、凶手、尸体等等让人不适的感受紧密相关。
毫无疑问，这是一直以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职业偏见，更是一种全人类对死亡的深深畏惧。
无惧于暴露年龄的尴尬，我必须承认最早对法医的职业有了清晰全面的认知，来源于一部年代久远的TVB剧集《鉴证实录》，除了又酷又靓的冰美人聂宝言法医，内地观众第一次见识了DNA检测在罪案鉴证中的神奇力量。
其实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专业背景，充其量只算半个罪案爱好者，但是这本《法医报告》是我至今读到的有关法医学最特别的一本书。
它不同于法医学科的教材，只有冷冰冰的科普和讲解。
也不同于法医题材的小说，相比《法医秦明》，它的叙述视角更为真实和宏大，融入了作者更深层次的关于生死议题的思考。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整本书徐徐讲述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法医人类学者的困惑和挣扎，看到了一个普通学者的成长与力量是怎样改变一个学科分支的发展，而一个学科的进步又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怎样的有益影响。
本书的作者苏-布莱克是英国享有盛誉的法医人类学家，参与拍摄BBC的纪录片《历史疑案》而为大众所熟知。
她常常调侃自己长得不好看，脾气又臭，还有一头乱糟糟的红头发。
《历史疑案》截图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法医应该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为她在学生时代就在肉类店里勤工俭学，整整五年，负责斩骨剔肉，非常有天赋不说，而且异常喜爱这份工作。
她也坦承自己令人匪夷所思的弱点：什么都不怕，唯独对老鼠有着深深的恐惧，因此在大学时因为不敢面对动物学的各种小鼠实验，所以不得不选择了人体解剖学方向。
你能想象一个身经百战处理过成百上千具尸体的法医专家，被一只老鼠吓得不敢动弹泪流满面的样子么？
于是，这个高高在上的法医人类学家又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变得像身边的女性朋友一般亲切熟悉。
送上一张作者的工作照，我觉得特别有趣。
资料来自网络
苏·布莱克的《法医报告》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看似平常实则颠覆你认知的知识。
众所周知，作为法医学很重要的分支学科，法医人类学在面对一具没有任何线索的尸体时，要解决的首要难题不是死因或者凶器，而是他（她）是谁，也就是身份识别。
包括性别、年龄、身材、种族这些最基本的生物信息。有了这些你才能发出一份有意义的认尸启事。
这四点听上去很简单对吧，但是实际远比你想的困难。
比如性别。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实际的体会，仅凭肉眼有的时候不能正确判断一个人的性别，但对于法医来说，可以依据赤裸裸的尸体上的性特征就做出判断吗？
答案是，也不能。
有乳房或者没有阴茎的尸体有可能是女性，但是也有可能是生前做过部分变性手术的男性。
没有子宫的很可能是男性，但是也可能是生前摘除子宫，或先天子宫未发育的女性。
2006年亚洲海啸导致25万人丧生，作者曾经带领工作小组到达泰国为死难者鉴别身份，而泰国被公认为世界变性之都。
用作者的话来说："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区别在这里完全无法用于鉴别第三性别人群。"
这份工作是个巨大的挑战。
资料来自网络
而对于死亡时间太久或者不完整的尸体，我们一般会认为运用生物基因技术肯定迎刃而解，但是实际情况是，"用DNA分析法来查找SRY基因可以帮助证明死者是男性，但这个方法却没有办法证明死者是女性"。
而在更多的实践中，法医遇到的是一堆枯骨。
很多人都知道通过盆骨形状尺寸的特征我们可以分辨出尸骨的性别，因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女性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而演化形成了更宽大的盆骨轮廓。
资料来自网络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从古代到近代，这种区别特征正在逐渐丧失，鉴别的难度变大了。
换句话说，用这个方法去鉴别古尸比鉴别现代的尸骨准确性反而更高。
相类似的情况还有因为在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矫正牙齿，大家都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而原本依靠各人独特的牙齿形态来确定死者身份的做法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性别的鉴定要难上加难，因为小孩子没什么明显的外部性征、骨骼特征可以加以区分。
当你看完作者对性别、年龄、身材、种族这四个生理特征鉴别的描述后，你会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奈。
在性别鉴别上，成人的鉴别比儿童要容易；
但是在年龄上，则正好相反，孩子的年龄鉴别要比成人的更准确；
总体来说我们在身高这一项的鉴别上最擅长、最准确；
但是很遗憾，身高这一项对我们确认被害人身份来说，最不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真实的法医工作绝不像影视剧里展现的那样英明神武，可以说这是一份漫长、艰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仍可能没有结果的工作。
除了那些让人惊讶的法医学冷知识，这本书最大的魅力还在于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给我们带来对于死亡议题的新诠释。
法医的终极工作除了要为无名尸体的找到来路，还要为失踪的人找到归途。
作者不止一次在书中感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自己所爱的人下落不明，更让人难过。
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是否安好？会不会遇到什么劫难？
他们死了吗？会不会被遗弃到什么不毛之地？或者被关到那个不知名的地洞里。
这些失踪人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想法折磨。"
quot;他们的世界好像陷入了永恒的沉默，你永远都无法走出治愈的那一步。
每个醒来的清晨，入睡前的夜晚，甚至在梦中，他们的脑子里都是失去的亲人。"
这使我想起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无法拿到明面上说的"诉辩交易"。
比如嫌疑人以提供受害人埋葬或抛尸地点为交易条件，来换取更轻的法律制裁，这种规则甚至可以让身背几十条人命的连环杀手免于死刑。
以前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受害者家属会接受这种私下交易，现在我可以理解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让亲人回家比复仇更重要，哪怕只是一堆白骨。
不久之前轰动一时的留美学生章莹颖遇害案，尽管各方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最终章莹颖的家人仍然没能接她回家，抱憾而归。
资料来自网络
逝者已矣，真正痛苦的是活下来的人。
唯有找到，方可治愈。
身为法医，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寻找最终的结果，除了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有了结果，哪怕是最坏的结果，才能让受害者的亲人接受现实。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哪怕最坏的结果——死亡，背后也隐藏着小小的慈悲。
只有结束不切实际又折磨身心的幻想，才能让活着的人开始正视已失去的东西，才能真正开始治愈。
就像这本书封面上那句：
quot;如果生是开始，死却并不意味着结束......."
其实这本《法医报告》中还有很多触动人心的章节。
比如作者列举的一个真实案例，1957年一名11岁女孩失踪案，至今过去60年了，女孩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世，但是警方仍然没有放弃，还在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她。
比如作者在带领英国法医小组在科索沃搜集战争犯罪证据时，在万人坑里为死难者鉴定身份，见证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温暖。
还有一位生前自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老人，在觉得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想要参观将要解剖自己的实验室。
苏-布莱克竟然答应了这个疯狂的请求，然后她就看到一生难忘的画面：
这位老人与正在解剖台上工作的医学院学生聊着天，演示解剖步骤，甚至轻松的开着玩笑。在这一刻，好像世间从没有死亡这种隔阂的存在。
感谢有这么一本书可以让我了解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可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体和审视死亡的意义。
最后送上我最喜欢的书中的一句话：
quot;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还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因此，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在死亡一事上搭档工作，在破获罪案上当然也是如此”
01:
—
法医人类学家作品，回顾自己大半生，介绍这个行业，介绍自己参加过的重大事件。
警告！！！书中涉及到法医的许多工作细节，估计会有读者觉得恐怖、不适。
作者对法医人类学的解释：法医人类学家根据身体的生物学或化学信息，分析死者生前可追溯、可读取的历史，检验还原出来的证据是否符合死者在过去留下的痕迹。或者可以说，我们搜寻在身体中由先天和后天写下的，布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叙事线索。
书中的说法：理论上法医人类学家可以检查一个人的遗体，从耳囊和第一磨牙的同位素特征，发现他的母亲在怀孕时住在何处，饮食结构如何。然后我们可以分析其余的恒牙，确认死者在哪里度过童年；检查骨头，看他在死前15年左右在哪里居住。最后用头发和指甲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或几个月。
作者经常是与法医一起工作，参加英国的刑侦工作。书的前半部分讲了不少作者参与的刑侦案例，书后还附了一个无名遗体的特征，希望能有读者提供线索。这些工作中法医人类学家的作用是检查尸体提供尽可能多的线索给警察。
作者促成了英国的国家DVI（灾害受害者身份识别）团队的成立。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作者作为北约成员国派遣的法医到达科索沃地区，进行DVI工作。2004年印度洋海啸，作者赴泰国参加DVI工作。
作者跟人合著写过一本儿童骨龄发育的书，自认是跟合著者两个人是地球上最了解儿童骨骼的年龄变化特征的人。科索沃的DVI工作中用到了这个领域的知识。
书中也讲了一些作者家庭、个人的情感故事，大都跟死亡相关。
总体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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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处。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因此，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在死亡一事上搭档工作，在破获罪案上当然也是如此。
◆ 第一章 无言良师 遗体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匿名非常重要。匿名保护了学生，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将对一位人类同胞死亡的悲伤和手上的工作隔离开。要是在第一次解剖尸体时不曾削弱共情，他们就得一边保持对尸体的尊敬和维护尸体的尊严，一边又训练自己的心智将那个身体视为一个去人格化的躯壳。
我们站在学术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达·芬奇和维萨里的肩膀上，但真正的英雄，无疑是决定死后捐赠遗体供他人学习的超凡男女：遗体捐赠人。
在19世纪的爱丁堡，伯克和海尔两人犯下滔天罪行，通过谋杀来给解剖学校供应尸体。1832年的《解剖法》就是因此而颁布的。直至1998年，雕塑家安东尼-诺尔·凯利（Anthony-Noel Kelly）还从皇家外科学院偷窃人体器官，最终被送入监狱。
苏格兰的所有解剖学校每年都安排此类礼拜。我们由此得以向遗体捐献人的家人朋友表达敬意，表明他们的赠礼何等重要，我们无比珍视能造福于下一代的教育。
◆ 第二章 了解死亡 从了解自己的身体开始
法医人类学家根据身体的生物学或化学信息，分析死者生前可追溯、可读取的历史，检验还原出来的证据是否符合死者在过去留下的痕迹。或者可以说，我们搜寻在身体中由先天和后天写下的，布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叙事线索。
我们的身体中至少有四类细胞不会被替换，活得和我们一样老——有些细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形成了，可以说比我们活得更久。这四种永久性细胞是神经系统里的神经元，颅脑底部的一小块骨质区域，称为耳囊，牙齿上的釉质，以及眼睛里的晶状体。
构建耳囊所需的营养物质，就是由母亲孕16周左右时的饮食供给的。所以，在我们的脑袋里，那块大小仅够盛下4滴雨水的小骨头大概要在我们余生中都携带着母亲怀孕4个月时的午餐化学元素记录。要是需要证明妈妈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证明；要探究妈妈是怎么进入我们脑海的，这就是个全新视角。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检查一个人的遗体，从耳囊和第一磨牙的同位素特征，发现他的母亲在怀孕时住在何处，饮食结构如何。然后我们可以分析其余的恒牙，确认死者在哪里度过童年；检查骨头，看他在死前15年左右在哪里居住。最后用头发和指甲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或几个月。
若是使用父母采样，我们尽量采用母亲的DNA，因显然父亲有并非生父的可能。家庭形态和规模各异，生物关系在家里往往不是秘密。但对于戳穿秘密可能引发惊扰的家庭，调查时会再三谨慎斟酌。
◆ 第三章 死亡零距离 当那些爱你的人溘然而逝
我们都听过濒死体验的故事，这些故事被描述为包含漂浮、脱离身体、强光、隧道、生前旧事重现、宁静感觉等元素的神秘事件。这些故事捉弄着我们，说我们可能可以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可能还可以抵抗它。科学却有不一样的解释。
刺激大脑的额颞顶叶神经回路，就能让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死亡——认为自己的血液流干，体内器官缺如，正在腐烂。这也是罕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感受。
◆ 第四章 死亡就在身边 如何说再见
我不觉得父亲害怕死，他只是焦灼于可能会独自死去，他的母亲真是了解他。贝丝和我坐在光线暗淡的卧室里，聊天，欢笑，唱歌，哭泣。他没有回应，但我们握住他的大手，不让他有一刻独自一人。
◆ 第六章 遗骨会说话 我想证明你曾活过
1679年的方济各会药剂师甚至会给病人开出人血药方。药剂师首先会从刚死去的人身上提取血液，这些死者都符合性格温和忠厚、体形丰满圆润的要求。
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尤其是欧洲城市，自古以来都采取了不同的举措，它们会定期把遗骨从地面或者地下墓地迁移出来，埋葬到大型的地下墓穴，或者装到骨灰罐里，监管人甚至可以在这些地方发挥他们的艺术天赋。最大型的地下墓穴在巴黎的街道下面，有接近600万具遗骨在那里安息。
但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却很沮丧，因为不管我们多么肯定这个人的死亡原因，也没有人可以确定我们的发现，也不能给我们提示哪里做错了。
◆ 第七章 莫失莫忘 唯有找到，方可治愈
对消防人员来说，这起案件让他们明白了有法医人类学家在现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自己不可能把那些快要烧成灰烬的东西当成是人类骨骼，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直接当成火灾的残渣清理掉。
如果有谁觉得法医人类学很酷的话，他应该到1月的芒克兰兹墓地来待一天，刺骨的寒冷，及膝的黏土，随时有可能坍塌下来的挖掘墙，我们有可能是在“自掘坟墓”。
◆ 第八章 鉴定身份 你是谁
我们也可以从格思里卡上获得DNA标本，格思里卡是由国民医疗保健部门保存的血液样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基本上在英国出生的婴儿都留下了血液样本，
◆ 第九章 残缺的尸体 凡所经历，必有痕迹
在法庭上，我绝不会让自己被那些演员影响。我只跟律师和法官有眼神接触。我从来不会看向被告。如果哪天我在街上遇到这些被告，我不想认出他们来。我通常也不会看向陪审团，
◆ 第十章 在科索沃的日子 那些死于战争的人
在空袭暂停几天后，联合国和科索沃维和部队共同进驻这一地区。路易丝·阿尔布尔，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长要求北约各国根据条例提供无偿的法医队伍援助。突然间，我从一名关注科索沃新闻的电视观众，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中的故事人物。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更好地收集证据，保证收集到高质量的证据。而且我可以骄傲地说，由英国法医队收集的法医证据在国际刑事法庭上没有被质疑过。
◆ 第十一章 当灾难来临时 海啸让我重新认识死亡
当我们赶到这些寺庙后，我们立马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预定冷链车冷冻尸体，防止其进一步腐烂。第二，我们不再允许家属查看电脑上死者的照片。第三，在没有经过科学确认之前，我们叫停了尸体认领。
终于在2006年，我们成立了由法医专家、警察、情报人员、家庭联络员和其他DVI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团队，在侦探长格雷厄姆·沃克的领导下担负起确认英国公民灾难遇害者的身份识别工作，不管是英国本土还是海外的英国公民。
2005年，英国的DVI才刚刚开始，而到2009年，已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了。我完全不敢想象，在亚洲海啸过后我壮着胆子给政府写的信竟然起到了作用。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帮助推动建立了英国的DVI专业后备力量。
◆ 第十二章 正视死亡 除了恐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等到这本书终于出版，我已经回到苏格兰好几年了，路易丝也已经退休，我即将第二次前往科索沃进行法医鉴定。那时，我和路易丝估计是这个地球上最了解儿童骨骼的年龄变化特征的人。
1999年3月的一个早晨，这家人从村外去就近的镇子取一些生活用品。父亲开着拖拉机，其他的家庭成员坐在后面木质的拖斗里。在没有得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拖车被山腰发射过来的火箭弹击中，车身被炸得粉碎。
如果不是因为写书所积累的关于青少年骨骼的知识，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我们在科索沃的工作。那一天，我完整地将我和路易丝这10年的筹备工作运用到实践中，并且更加深刻地明白了我们写作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工作跟死人有关，但现代法医人类学已经延伸到对活人的鉴定判断。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创造意义的提升是，我们在邓迪大学的团队可以为国内或国际上的性侵儿童案件提供技术支持。这是我们在解决一个特殊调查遇到的问题时取得的成果。
我们不仅仅研究静脉血管的差异，我们还开始将伤疤、痣的位置，皱纹，关节处的皱痕等“软性”生物特征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些不同的特征联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区分个体。
◆ 第十三章 遗体捐赠 消除恐惧的最佳方法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捐赠者通常都非常幽默。一位年长的绅士被自己的玩笑逗得很开心，他说：“像你这样年轻的姑娘居然想要我这把老骨头。”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玩笑话。
建新的大楼需要200万英镑的巨资，而学校能拿出来的钱只有100万英镑，另外的一半就需要我们去集资。可是，谁会愿意投资停尸大楼呢？
整整18个月，我们都为了这个“百万停尸大楼”活动努力工作。我们在哈罗盖特和斯特灵的犯罪小说节上举办了很多签名活动。
每当我参加完一个活动后，要求捐赠遗体的人数就会上升，这些想要捐赠遗体的人直到我们开始进行“百万停尸大楼”活动后，才意识到解剖部门还需要人体做教学和研究。他们成群结队地去签署捐赠协议，不只是在邓迪，也在英国其他的解剖部门。
正是因为这样的责任感，我对在公共场合展示人体的态度是谨慎的。因为这是一个临界点，稍有不慎这样的展览就不再有任何教育意义，而变成有色情意味的窥视。打着教育的旗号，收取高额的入场费，让公众去观看被摆成下棋或者骑自行车样子的尸体，甚至是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尸体，这些都不是教育。
◆ 后记
但是我对自己死后却有一些具体的安排。我要确定我的身体完整地用作解剖教学和研究，所以我会把我的遗体捐赠给苏格兰解剖部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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