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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死亡

  是的,我可能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没有熟人,即使曾有过一面之缘,也早在缘字背后打了个结,擦身而过当作视而不见。

  一切都会很陌生,仿佛从所未见,其实也确实如此。

  于是我开始迷迷糊糊地做梦。不祥就像一只勤快捕食的小鸟,一次又一次栖落在我荒芜的额顶。

  感觉中,那个地方应该有一座或者几座高高低低的山,山梁上生长着些疏疏朗朗的灌木,乳色云雾挂在枝桠间,荡悠荡悠的,仿佛送离亡人时高擎着的白幡,能让目光潸然。山脚下面,通常会是一条或者几条通往阿鼻世界的弯曲小径,小径两边的野草丛中,开着一些黄色、红色、白色、紫罗兰色的无名小花,小花很绚烂地点缀在路边,犹如晴夜的星空,又或如离人不舍的眼泪,时明时暗,既恍惚又迷离,使路径的氛围显出几多凝重,但或者些许的轻松。总之,那个地方像一个狩猎场,到处充满死亡的气味。期间也有零星几个人偶或过往,不过都是些平面的散客,他们表情模糊,行色匆匆,似乎是在逃离。

  他们为什么要逃离?他们在逃离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在我脑膜中盘桓了许久,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问了一个高智商的人,他抹拭着一副杯底般厚实的眼镜,扭了扭脖子,十分庄重地告诉我:“他们在逃离真相。”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好一会,终于恍然大悟了,因为大家都明白,死亡是人类的共同归宿,也即必经之路,谁也没有例外,谁都无法逃避,他们自然也不能,但他们拒绝接受真相,害怕真相,可能他们个个觉自己还没有活得足够,还准备好好地活一番。

  活着的确是一件极好的事,小说家余华不也写过一篇小说叫《活着》吗?活着当真不错,酒红灯绿,声色犬马,大快朵颐,但活着不易,安然活着更不易,要不决不会这么叫人心心念念地惦记着了。

  谁都想活着,连爬的飞的游的动物也这样想着。你若不信,看它们在预知自己命不久矣时,一样会流泪,一样在感伤。

  现在,我正躺在医院的一张一米十公分宽的病床上,但我不知道是如何被病的,又是如何被三三两两全身穿着太空服或者搞病毒研究的人一样的白衣人推搡进病房的。一切毋庸我置喙,反正就是被糊里糊涂地病着了。

  病症的起因有些蹊跷,正月初五那天从杭州儿子那里过了年回来,晚上睡觉前洗了个澡,可能着了凉,迷糊了一整宵,第二天腰酸背疼眼发沉,更要命的是全身滚烫滚烫,像搂着个烫炉子,躺在床上起不来。

  老婆摸了摸我的前额,担忧地说:“你是不是也那个了?”

  我知道“那个”的意思,目前的情景下,说起“那个”,谁都会谈虎色变。“那个”是个流行病,会人传染人,电视里一天到晚都在播放“那个”病,每天疑似多少个,确诊多少个,死亡多少个,弄得人人自危。视频画面里甚至说,宁波一个欢蹦活跳的人到市场赶集,与一个患有“那个”的人在不经意间互瞪了五秒钟光景,不错,电视中受访的被患者言之凿凿地强调说,只有五秒钟,他就莫名其妙地被“电”着了,感染了,也被“那个”了。瞧!这目光就像极了杀手黑洞洞的枪口,瞄谁谁中招,速度之快捷,只有呼啸的子弹可及,想回避都难,所谓“防不胜防”的词语大概就是为这种意想不到而量身定制的。我开始怀疑自己在杭州回来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地铁里、空荡荡的杭州高铁东站、空荡荡的高铁列车上,或者在绍兴东站拥挤的出口处,可能被一个同样身怀“那个”的人瞄过两眼,或者被喷到过一口气,不幸也中招了。

  可是我……我想说,我不信邪,我凭什么相信我就被“那个”了?如我这样的身体,怎么会无故中招呢?我从山区里出来,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知道这个城市里有哪几家医院,开在哪个地方,但不知道这些医院的门开在哪个方位,因为我的身体从没得过需要到医院劳驾医生的病,连小毛病也不常见,本来也有几个要好的医生朋友,由于鲜少接触,天长日久后渐渐也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平时偶或有点伤风感冒、头痛发热,也只在离我家不足两百米远的药店里买两盒阿司匹林、速效感冒丸、安乃近之类的药丸药片,药往往还没有吃完,病早已好了,余下的药常常过了期。

  但现在我浑身滚烫,起床后四肢酸软无力,而且气息急促,还时不时从喉头爆发出一阵若有若无的咳嗽。躺了一天床,发觉口腔干涩,口津苦味,眼皮沉得支不起架,老婆见状后又说:“你到医院去瞧一瞧吧,若你也得了那个,还不把我也给害了?”

  我坚定地说:“不会的。”但托付她到药店去买一些感冒药、退热药,说吃了药,保证百分百没事了。老婆无奈,只得下到楼去药店买药,过了一会儿空着双手回来了,颓丧地对我说:“药店不给买药。”

  这真是岂有此理!药店开着不就为了做生意挣钱吗?他们不肯买药,难道喝西北风去吗?老婆如是解释道:“这是特殊时期,退热感冒的药,药店要有医院的方子才肯卖。”我想说我操!这不是变着法子想让我去医院花钱吗?我到医院去瞧病了,还犯得着讨个方子再到你药店来买药?那岂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这个世界真是错乱了,连找上门去的钱也不要赚了。

  过了一天,老婆的老娘——我的岳母上厕所时不小心拐倒,伤到了股骨,打电话来哭诉,并求照顾。老婆无奈,收拾好家务事,匆匆赶去照顾她老娘我岳母了。空荡荡的家中撂下我一人。因为今年过年去了杭州,家中没怎么备年货,回来后也现吃现买,冰箱里面空空如也,吃光了前一天买来的剩菜,第二天我拖着病体想去菜市场买些蔬菜,反正舌苔发白发涩,吃油腻的东西呕心淘胃,就只想吃一些清淡的蔬菜下饭。我家门口是一条大路,可通往大路的小路这一天被堵死了。我想从旁边的公园里出去,可是公园周围也被拉上的铁丝网,出不去。我问一个扔垃圾的居民,居民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告诉我出口在南首。

  我生活的社区有点大,我家在社区最北,平常时候去市场、超市,我们从不走南首,现在北首的出路被封了,就只能绕远路走南首了。唉,特殊时期,身不由己的事就多。南首就南首吧,无非多绕了一程路,放在平时,走数百米的路于我来说,可谓小菜一碟,但连日感冒发热,导致四肢无力,全身空乏乏的像被抽空了似的,走起路来确实已像一个病秧子,这么多走了一会路,就已经有些气喘吁吁起来。

  社区唯一的通道门口,左右各支着一顶红色帐篷,两边各有两个套着红马甲的男女岗哨,正忙忙碌碌对进出社区的行人和车辆盘查,问居民住址,身份证号,并测量体温,那时还未有健康码发明出来,人员进出都需要登记。红马甲们一丝不苟地查询每一个过往的行人,我刚上前,一个女红马甲就拦住我,问过我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并在我不留神间,举起手中的额温枪,对着我脑门“吡”了一下,立时惊呼起来:“38。1℃,发高烧了!”

  这声惊呼不啻于晴天霹雳,几个红马甲马上如临大敌,喝令我站到一旁,紧挨着我准备出门的居民,也个个条件反射似的退了开去,跟潮水从沙滩上退去一样。红马甲想靠近又不敢靠近我,似乎我也成了电视中说的“目光杀手”,远远地对我指手划脚道:“你不要走,把你的情况说清楚。”

  于是他们各就各位,一边打电话报告情况,一边做问询记录,一边指挥行人散开,整个有条不紊、训练有素。他们问我家庭住址,家庭成员,身份证号,什么时候开始发的热,接触过哪些人,去过哪些地方,现在准备去哪里,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我如实回答完所有问题,不过隐瞒了去杭州过年的事实,我不想把简单的事情牵扯到那么远去。回答完问题,我以为没事了,正想走,其中一个红马甲撑开双手,横拦在我三四步远的地方,别着脸说:“你哪也不能去。”

  “那我去哪?我得去买菜!”我话音刚落,突然一辆救护车从街路上“呜啊呜啊……”地鸣叫着开来,开到社区南门口停下,从车上跳下一男一女两个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在与红马甲作了简单交流后,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上车吧!”

  我挣扎着说:“我只是感冒了,用不着去医院的。”

  医生说:“去了医院再说。”不容我分说,推推攘攘将我押上救护车,然后又呼啸着开往医院。

  接下来的情景跟电视中看到的一模一样,我的到来让医院所有医生如临大敌,因为在上虞,自疫情发生以来,医院接收的还是首例重度发热病人,按时下流行的话说,是疑似病人,大概上面有过重要指示或者交代,他们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了。

  医院立即腾出一间单独病房,将我送了进去,然后来的多是一些全副武装的医生护士,口罩、手套、防护镜、防护服,严严实实,纹丝不露,穿戴得跟一只只笨拙的大熊猫似的,看不到他们真实的脸孔。他们帮我量体温、测血压,血检尿检,走马灯一样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弄得我片刻不能休息。我反复向医生强调,只要一些感冒药、退热药,其他真的不会有事。并向他们一再保证,服药后保证就没事了。

  不管我如何信誓旦旦、口干舌燥地保证、解释,医生却并不卖账,不但将我关在病房不能随处走动,还由公安特勤人员出面,将我已到娘家去的老婆和股骨受了伤的岳母也请进了医院,隔离了起来。

  就这样,我躺在床上,行动受到严格限止,不能随意接触任何人,门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专门管我自由的人,连吃的喝的都由专人送来,真正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老爷生活。

  但老爷生活不能让我舒心快活,相反我感到十分压抑,甚至窒息。

  雪白墙壁,雪白天花板,还有床对面一只电视机,我天天百无聊赖,靠看电视和手机百度新闻打发无聊的时光。

  无聊中,进来一个身穿警服但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的警官,他站在光线不很明亮的门口,厉声问道:“你,陈实,你有没有隐瞒春节中的一切活动?”

  我说没有。警官没有刻意追问,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名叫陈实,为人却不怎么诚实地道,你刻意向我们隐瞒了实情,亏你还是吃政府米饭的,居然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从大数据排查中发现,春节期间你去过杭州,而且待了好几天,正月初五回到上虞的,我没说错吧?”

  一听这话,我张口结舌,欲辩无能。在大数据时代,人完全像赤身裸体被展览着,毫无隐私可言。我只得向他承认这个春节确实是在杭州过年的,回来的时候还一切正常,因为洗澡染了风寒,得了感冒,买不到药,才耽搁到今天的。警官没听我任何解释,只问了我儿子的单位、电话,然后再三要求我接受医生安排,就离开了病房。

  接下来我听到的消息是我儿子、儿媳也在杭州被隔离了,这让我十分难过。儿子和媳妇都在阿里巴巴大厂工作,春节未过完就已经上了班,他们都是做技术工作的,每天的工作量很大,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却因为我的感冒连累了他们的正常工作,有可能也会给所在单位带去麻烦。唉,我感冒得真太背运、太不是时候了!怎么会偏偏落在这个风口里呢?

  由于郁闷,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糟糕,这种糟糕的心情影响了我的病情。我的头越来越沉,身体越来越虚弱,气息越来越急促,不停在咳嗽,而且是干咳,咳嗽时全身直抽搐,咳嗽声又嘶哑无力,眼皮支不起架,浑身时冷时热。我感到很疲乏,不久便朦朦胧胧起来,朦胧中觉得自己真的患上了“那个”,因为症状跟电视里说的新冠肺炎病症一模一样,难怪要被想当然地疑似了。

  新冠肺炎是杀伤力极强的且具传染性的疾病,是要死人的,人类对这个新病种目前还束手无策,只有防范,但还没有有效扼杀的措施和手段。看到电视、手机新闻中每天有死亡病例的通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也中了招了,是不是也要列入新闻联播中与日俱增的死亡名额中去,要跟伟大的祖国、壮丽的河山、美好的生活说声“拜拜”了。

  有了这样的情不自禁,我的心情益发消沉起来,仿佛真的就病毒罹身了,死神已在向我逼近,逼我就范,虽然医院的核酸检测报告结果出来显示阴性,与谈虎色变的阳性无关,但也不足以消除我内心的恐惧。我整天纠结在生与死的场景里,经常迷迷糊糊地做噩梦,梦见孤独的墓场,梦见无头的蛇围在我身边,一堆一堆的,扭曲着、翻腾着、乌烟瘴气着。我小时被蛇咬伤过,平生最怕蛇了,这梦境也偏偏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尽歪门邪道往我软处戳,让我惊心动魄,生不如死。都说死亡是最恐怖的结局,这样的噩梦其实比死亡更可怖。

  我开始设计走向阿鼻世界的路径,这条路径并不弯曲,但远比我想象的悲观,它很直捷,仿佛只一步之遥,没有幽扬的梵阿铃声相送,连星星点点的小花也没有,当然身边也不会有一个亲人。我会变得很悲观,很卑微,很无助,看自己就像一坨乌黑发亮的毒素,感觉到毒素在我体内的血管恣意畅行……然后毒汁壅塞了我的气管,我喘不过气来,我感到生命就要被终结了。

  我死了,死相很狼狈。我是被一条或者几条巨蛇活活绞死的。舌吐红信的灰黑巨蛇先是缠住我的身子,把我的双手也紧紧绞住了,接着又缠绕着绞住我的脖子,越绞越紧,像螺帽往螺杆上一个劲地往下拧,我被勒得喘不过气来,身子却像陀螺一样打转,打转……

  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然后双腿一蹬就呜呼了。然后被装进一只巨大的白色盛尸袋,由一个同样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蒙面人推进熊熊的焚尸炉去,接受烈火的烤焙。

  我感到自己从头到脚已经在被烧烤,犹如一串羊肉串儿一样地被烧烤。

  我要死了!我已经死了!

  真是太可怕了!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不知道死亡是多么可怕,我现在正在经历死亡,经历肉体被一寸一寸销毁的整个过程。

  我紧闭双目,攥紧双拳,准备接受毁灭性的检阅。

  这个并不复杂的死亡设计又一次惊扰了我的梦境,我突然被吓出一身的冷汗,不由自主地从床上弹了起来,醒来时发觉全身透湿,仿佛从水底里游出来似的。

  睁开眼睛,依旧是明亮的灯光,单调的天花板,洁白的床单,电视机还“呜哩呜哩”的开着说话,我还活着。我狠狠拧了一下大腿,疼啊,我还没死呢。

  就这么一惊一乍,出了一身冷汗,感觉体内有股什么东西想要迫不及待地排泄,忍不住肛门猛地一松,下盘随之“嘟嘟嘟……”嗝出一连串抑扬顿挫的豪放屁音。嘹亮声过后,浑身上下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松泰,连日来一直昏沌沌的脑子,顿时也拨云见日,清爽无比,忙用手摸了摸额门,咦!昨天还滚烫的热度不知不觉间竟也退尽了。我跳下床,舒展了一下骨骼,也是从未有过的灵活自如。死亡的征兆已经烟消云散,一如平常的自己了。

  我觉得我已经康复了,完完全全。

  几天来,我又惊又吓,吃饭不香,睡觉不稳,一心盘桓在生与死之间,现在心结一了,肚子开始肆无忌惮地“咕噜”起来了。我突然感到饿得慌,对来病房查夜的医生说:“我要吃饭。”

  医生淡淡地说:“都什么时辰了?哪有饭?”

  “可是我饿极了。”

  “忍着吧!”语气还是白开水一样的寡淡无味。

  “可是我病已痊愈了。”我做了一个标准的健康姿势。

  “这由不得你说了算。”

  “我热已退了。”我继续纠缠。

  医生取下手套,按了按我的额头,若有所思了一会说:“明天再说。”

  “可是我饿啊!”说这话时,我肚子又应和似的咕噜了几声。

  “半夜三更的,我也没办法让你不饿。”

  是啊,半夜三更的,让医生到哪里去弄吃的?如他所说,只能忍着了。

  这一晚,我真的好饿,好想吃东西,可是门口站着守岗的,我出不去,整整一晚都在听蛔虫千篇一律的呼唤。

  翌日一早,我向值勤人员要了两份早餐,一阵风卷残云,把盘盘碟碟扫荡一空。然后我向医生郑重其事地提出回家要求。在我反复纠缠下,医生又检查了我身体,并抽了我身上的血液去化验,过了一天,核酸检测又出来,仍是全部阴性,根本就没事。但医生接着说:“你是疑似病人,还要继续留观。”

  留观的日子不好过,一个感觉完全健康的人,被强制封闭在病房中,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真是无聊透顶了。无聊中,我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向家人、朋友、单位领导和同事讲述被误会的经过,领导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就好好待着,不用急。”

  这什么话,不用急?单位早上班了,同事都在忙着应对疫情,就不用我急?

  我急了,找医生,找医院领导,强烈要求放我回去,声称:“再关下去,我没病也要憋出病来了。你们要实事求是看待新冠肺炎,不是发热的都是那个病。现在我感冒好了,热已退了,已不需要继续治疗了。”并恳求他们说,“就请你们高抬贵手,放我回去吧!”

  医生被我纠缠得没法,在对我身体又作了一次全面复检后,才决定对我放行,并给了我一纸隔离解除证明书。

  我兴高采烈回到家,家里冷清清的,老婆和岳母还在隔离中。我赶忙电话通知老婆说:“我没事了,已经回家了,不是那种病,你们也可以要求回家了。”又驱车赶到老婆的隔离点,将我的释放证书递给隔离点的负责人看。负责人“嗯嗯”着说:“也等她们做过检查后再出去。”就没有下文了。

  第二天,我到单位去上班,刚进单位门口,在保安查对健康码的时候,遇见我们局长。我招呼他说:“局长好!”局长定睛一看是我,像见到外星人似的,马上后退几步,黑洞洞的眼睛如同枪口一样对着我,沉声道:“叫你不用急,你急着来干什么!”局长的声调没有往时的温和、普适,像是浸了辣椒油什么的,十分呛人,想必他的脸色也很难看,只是戴着口罩我看不到。

  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不敢多看局长一眼,默默地转身往楼上走。局长突然高声叫住我:“陈实,你办公室已经安排在一楼最左侧,楼上没你事了。”

  一楼最左侧面北的那间曾经是单位放杂物的又阴暗又潮湿的房间,现在是我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可是在三楼局长室旁边啊,我可是专门为局长们提供政策服务的智囊人物啊,怎么一夜之间下放到这么基层去了呢?跟打字的、搞卫生的、值夜的、打酱油的混同一处了呢?这同犯了错误受到处分有什么区别?难道得个感冒就得受这样的处分?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长大,难保没有小病小恙,你们领导就没有伤风感冒、头痛发热的时候?

  我大是觉得不公,专程到局长室与局长理论。局长见我进来,忙不迭口罩掩面,然后用手做了一个动作,叫我远远站在一边,不要靠近他,然后说:“这是局党委研究决定的,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决定。不过这样也好,你年纪也不小了,也到了让贤的年龄了。你的工作已经由小赵接替,你呢,就暂时先歇着,待遇不变,想干什么你自己看着办,但最近一段时间绝对不要到处走动,以免影响大局,知道吗?”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局里所任的职务被一撸到底,不要说局党委成员,连局办人员也不是了。原来在我住院隔离的这段时间里,局里的人事迅速作了调整,把尚未到退养年龄的我顺理成章踢出了局办队伍,并迅速安排了新手,后来的文件传达通知是我上了班以后顺理成章要办妥的事。我刚五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好时光,可是就这样被下岗了,成了无所事事、袖手好闲的闲散人员,过上了跟泡在办公室等着退休的打酱油人员一样的日子,整天生活在见不到阳光的阴暗陋室里,天天靠玩电脑、玩手机消遣时光。同事们见了我跟见到瘟神似的,纷纷退避三舍,本来在三楼办公时来人盈门的办公室,转移到了一楼后,没见一个人进来过,用“门可罗雀”形容绝不夸张。想与同事们偶或聊聊天,解解闷,原来客客气气亲亲爱爱的同事,一个也不愿跟我说话,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仿佛我身上的晦气会带给他们霉运。不管我表现得如何精神抖擞,在同事眼里,我仍然还是个病夫,而且是个会传播疾病的病夫。

  回到家里,平时温存体贴的老婆也没给我好脸色看,成天嘟嘟嚷嚷的唠叨不停,还跟我分了床睡,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了。吃饭的时候,时间、碗筷都分得很开,各吃各的,晚上吃了饭,拾掇好厨房事,她要么独自到外面公园里去跳广场舞,要么独自进到她的卧室,玩她的抖音、淘她的宝,不肯跟我说几句话。我反复强调那是一个误会,仅仅就是一次感冒,只是感冒的时间节点不对路,可那也不是我的错。如果生病可以自由选择时间,谁愿意在这个非常时期生这个症兆十分相似的毛病,都是身不由己啊。可是没有人听我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的解释,老婆不想听,同事更不想听,他们都一致认为——当然是我的推测,你发热了,咳嗽了,被隔离了,你就坐实了“那个”,毋庸置疑了。

  又听专家在电视里如是说,新冠肺炎目前尚无特效药,且有反复多发性的趋向,唯一防止蔓延扩散的手段还是隔离。所有的证明都是废纸,我理所当然地被疏离了。

  我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是很深刻的,冷漠的,锥心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滋味比这种孤独更感难耐,更让人心寒。我成天生活在莫名的失落中,孤独感与日俱增,心情比在医院强制接受隔离时更糟糕透顶。晚上睡觉时又开始做从前做过的噩梦,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做得更离谱、更荒诞、更恐怖

  在精神的巨大压力下,我终于憋出了毛病,是健康的体魄与衰竭的心灵反复撞击后出现的官能神经综合征,症状是灵魂穿孔,精神崩溃,已到了无药可治地步。我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是我自愿进去的,熟人堆里我已找不到体己恤己的人,那就到陌生人群里去寻求照顾吧。挫伤的灵魂需要温暖,就像冬天需要秋裤一样,至少医生不会因为我的不健康故意冷落我,否则他们对不起“生命守护神”的崇高称号。

  我潜心接受医生诊疗,但医生确不准我的病因。我的病只有我知道,看似没病,其实很严重,即使是华陀再生、扁鹊再世的良医,也治不好我的病。穿孔的灵魂何能得治?受伤的心灵何能复苏?心病须得心药治,区区白衣天使当不了这样的神职。

  遭受精神折磨的我,开始厌食、厌睡、厌生,开始自暴自弃,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盗虚汗,厌见人,满脑子胡思乱想。我又开始在生与死的门槛间徘徊,这次我觉得真的快要死了,因为心已经死透了,仅乘一具毫无感知的躯壳,还在若有若无地脉动。

  不成想生不逢时的一场感冒,居然会褫夺我这样一个健康人的生命,这让我无比难过。哀莫大于心死,接受冷漠往往比接受死亡更残忍,与其忍受灵魂的煎熬,不如早日寻求解脱,反正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一个愿意亲近我的人,他们已视我为病种、为毒素,回避唯恐不及,哪会在乎我的生生死死?我也没必要在一群冷漠的人群中寻找没趣了。

  躺在床上,我重新构想死亡的正确途径,这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诗一样的铺排结构,我会把死亡看得像花朵一样艳丽,花朵一样绚烂,人走过去,能闻得到香气,像蓝天一样宁静,没有死亡恐惧,感觉不到威胁,像天使一样迷人、灿烂,让人赏心悦目,充满向往。我想把关于死亡的心路历程写下来,让别人看到我的精彩,我的视死如归,以及我对死亡的理解与感知,于是在微博上把死亡表达得十分美丽,十分动人,甚至十分令人向往,诸如天堂、安魂所、花朵般的世界之类的字眼频出,每一句话后都用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我的微博被几个不识愁滋味的网络键盘侠热炒,他们觉得稀奇,于是人肉了我,还把过去几年我发表在种类报刊上的文章在网上一一粘贴了出来,一番品头论足,炒作得沸沸扬扬,网络真是个奇异的传播广场,瞬间把隐身在大人物背后的我弄得尽人皆知了。我知道这是一种不祥征兆,所谓雁过留影、人死留名,上帝要让我在临终前再亮一个相,留下几条爪印,仅此而已,但既然生无可恋,我为什么还要把窝囊相留给世人?就让死亡抹去我的所有痕迹吧!

  晚上,刚合上眼,梦又粉墨登场了。我梦见一座新坟,坟顶有几丛青草,墓前矗立着一堵石碑,上面勒着四个潦草的黑字:陈实之墓。没有称谓,没有落款,就孤独的四个字,这也预示着我在这个世界走过一遭,但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想,这样最好,可以让我死得安心,否则我对不起子孙。

  我沉睡在墓穴里,里面没有星月,很清静,也很宁谧,主要是没有冷眼,这让我很安心。就这样去吧,了无牵挂。如果我的死能够拯救被传染病困扰的普罗大众的生命,那就让我静静地走吧!

  再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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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民长们的工作

  托拉民长:阿彼默肋客死后,天主拣选了依撒加尔人一个叫多多的孙子,普阿得儿子托拉,此人作为民长,住在厄弗辣因山地的沙米尔,他首先拯救了无首的以色列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