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
我是1958年上的小学，在现在的汉中市东关二小只上了一年，1959年秋天我父亲所在的汉中农校整体搬迁到褒城，当时上级指示，搞农业的学校要在农村中去建校方向才是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汉中要筹办汉中大学，地委领导就选中了汉中农校的地址，（现在的陕西理工学院）所以农校就搬到了离市区十六公里的褒城，占用的是原褒城县衙门的地盘，（褒城县1958年底撤销）。建校时又扩大了一点，农校的家属安排在褒城北街的天主教堂居住，那时每个家庭都没有什么家具，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搬家时就农校的一辆牛车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学校的几个小孩都进了褒城小学上学。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汉中东关二小刚上一年级，就碰上了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大概是九月份的一天，天气还热，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集合，每人带一个小凳，一个脸盆，两个馒头，前往汉江去淘铁砂。江边好大一片的水很浅，不到十公分深，清凉凉的水。沙子在盆里装点水呈圆周运动，一会铁砂矿就集中在一起了。老师给我们做示范，我们就跟着做，可我摇了半天，铁砂也不往中心集中。也可能是我们年龄太小，用力不够吧。第二天我们一年级同学都不去汉江淘铁砂了。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面进行铁砂二次筛选，就是用马蹄形磁铁插进淘好的铁砂里面，然后拿出来用手再捋下去的就是纯铁砂了。大概淘了有一个多月，我们学校就淘到了约几十吨纯铁砂，整个大教室都快堆满了。那时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小孩也为国家做贡献了。
这次大炼钢铁运动从1957年11月开始，到1959年才煞尾。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一个讲话中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1月18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就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由此，全民炼钢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国各地，农村城市，土法上马，几十万座炼钢小炉，到处是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没有电，有的甚至用手拉风箱炼钢的。我们刚到褒城小学上学时，我们的操场旁边就是勉七中，他们的院墙开了个口子，里面就有座炼钢炉。大约有两米多高，一米多直径，旁边就是鼓风机，鼓风机的旁边是个没有后轮的自行车，固定在木板上，链条连着鼓风机。一个学生飞快地用力蹬着，鼓风机呼呼作响，炼钢炉上面火光闪闪，浓烟滚滚，好一派紧张有序的劳动场面。我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场面。那时刚人民公社化，上级命令一律吃大锅饭，家里除过农具外，一切铁器全部上交化为铁水，真是砸锅卖铁。1958年8月17日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更把大炼钢铁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炼钢小高炉最多达百万座。成千上万民众，男女老幼齐上阵。这场运动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它事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到1958年12月19日统计宣布，钢产量全年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刚只有800万吨，生铁416万吨根本就不能用，估计大炼钢铁在全国损失约200亿元。还不算全国民众的人力、物力等费用。
与此同时，农业大跃进也在进行着，人民公社化，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度。浮夸风盛行，党报也批评了“右倾保守现象”，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并提出粮食产量要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当时许多地方上报材料写上了亩产万斤，谁也不甘落后，大话假话满天飞，土地要让它放卫星，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都在一个劲地瞎吹。我们刚到褒城时，每到吃饭时，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小队院场上，碗筷敲得震天响，等着吃饭，因为自家的锅都砸了。旱地的小麦产量都听说有上千斤，这不是吹得也太厉害了吧。
还有一件事是在褒城小学发生的，当时是冬天，我们小学生有的天不亮就去学校了，一天有几个学生去的比较早，突然两条狼站在教室门口，离他们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小孩吓得大叫起来，教室旁边住着一位老师出来大吼一声，只见狼跃过墙头跑了。从这天起，学校要求学生一律天亮了才能去学校。当时褒城街夜里有狼是常有的事，我们院里住的一位姓席的老师他家养了几只羊，结果一天夜里狼翻过墙进来，他听到响动赶紧出来，手拿大棒，一声大吼，狼迅速一跃翻过墙头跑了。羊也被咬死了两只。
小学二年级时，中国出现了一个英雄少年刘文学，报道说他为了保卫生产队成熟的辣椒，和地主份子王荣学英勇搏斗，最后被王荣学掐死，真是一个英勇无畏的英雄少年。当时我们小学生天天听老师讲、读刘文学的事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刘文学牺牲后，合川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刘文学的事迹和名字，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当年全国少儿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1982年4月、1983年10月，合川县人民政府、国家民政部先后批准刘文学为革命烈士。一首歌唱刘文学的歌曲直到现在我还会唱：“渠江水长又长，一个红星闪闪亮，少年英雄刘文学……。”现在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我是三年级时加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在队旗下宣誓的情景，我们站了两排，是高年级的同学给我们系的红领巾，系好红领巾后，我们一同举起右手，我就记得最后一句誓词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懂事了，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我觉悟了。我并且还是一名小鼓手，直到现在，我还能击打出队鼓的节奏。
我在褒城小学上学时，不再逃学了，成绩在班上也在前几名。下课十分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冬天我们男同学就挤油，谁被挤出去了就又从后面重新挤。男同学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斗鸡，把一条腿抬起来，用手扳着脚尖，单脚跳，用抬起的腿的膝盖去顶对方的腿，一方倒地就算失败。老师说你们这样玩很危险，可我们还是很热衷于这项运动。女同学就是跳皮筋。夏天我们玩的是打四角，就是用纸折叠成厚厚的正方形，然后用自己的四角拍打对方的四角，把对方的四角打翻过来就算赢。
我还有个特长就是我的泥工做的特别好，当时褒城外面有个水沟，里面有一种白色的泥很细，粘性比较好，做好物品晒干后很结实。我们常到那里去挖些白泥，我做的小汽车，小房子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这次也是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一个唱雷锋，学雷锋的活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雷锋日记成了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做好人好事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比如每周的劳动课，我们一个比一个都积极，打扫卫生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干。我还记得我曾帮助两个老人提水，（当时我们吃的水要到七八百米远的褒河去取水）我们人小，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雷锋精神感染和鼓舞了我们这代人。据说，后来雷锋还漂洋过海到了美国西点军校，在那所军校里，有一座雷锋的雕塑，雷锋的一心为公，服从命令，助人为乐的精神是西点军校的必修课。
当时我母亲可是经历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代。1959年底，党号召机关干部能把家属转入农民户口的都转到当地农村，减轻国家负担。我父亲最听党的话，本来就是个工作狂，农校离家也就三百来米，可我父亲只有周日才回家一次。父亲没和母亲商量，很快就把全家的转成了农村户口，落入褒城八一大队六生产小队。母亲的农活干的还可以，因为原来在老家时母亲就干过农活，而且干活挺麻利的。当地农民欺负我母亲是搬迁来的生人，只给她每天五分工，比其他女的要低一二分。我弟弟四岁，妹妹才一岁多，我才七岁，母亲是背着我妹妹干活，大弟弟就在地边。母亲羸弱的身体也没有奶水，妹妹饿的只哭，母亲只有把带的不热的米糊糊喂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最好的食品就是炼乳，我还记得我冲好炼乳后喂我妹妹的情景。我大弟弟还饿晕过去好几次，我放学后就到父亲的学校去了。我母亲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父亲倒是挺乐观的，一次我们的自留地生产队帮我们犁了，得要先砸坷垃后才能种植，父亲一边砸，一边高声说：你是铁，我是钢，一边高高地举起锄头，狠狠地砸下去。我们的自留地是纯黄土地，大土块很硬，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举起锄头狠狠地砸，父亲的乐观精神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印象。
1959、1960、1961年是中国自解放后最困难的几年，当时一方面是天灾，一方面是苏联撤走专家，硬要中国还款，听说中国把大量的粮食、肉、油等我国人民急需的生活物资运到苏联后，他们把许多物资都倒入海中，我们非常气愤。再者就是我国的领导者又没有及时调整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政策。我国人民的生活到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不断听说某地饿死了多少人消息，我们那时把槐树叶、榆树叶，榆树皮晒干磨成粉和一点面捏成疙瘩煮着吃，野菜、麸皮、米糠都是比较高级的食物。甚至褒城的农民还有吃细黄土的，我也试着吃了，但特别糁口，难以下咽。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甚至饿死了不少人。1962年，农校领导亲自到我家来调查了实际情况，确实太困难了，又把户口转成了居民户口。
我那时晚上经常到我父亲屋子里睡觉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冬天穿的都是很旧的那套绒衣绒裤，夏天穿的是秋衣秋裤。学校篮球排球经常坏，我父亲天天除了带操上课，就是在房子里修补篮排球。羽毛球拍子也是最容易坏的，也是买的牛皮细绳亲自缝补。父亲每天早上起床钟声响后，总是要在学生宿舍区跑前跑后吹哨子，几十年如一日。父亲还是国家田径、游泳、垒球、乒乓球一级裁判，每年地区运动会，省运动会，父亲都要去当裁判长。父亲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裁判工作。父亲是班主任，特关心学生，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学生中威望极高，因此父亲也年年被评为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但对我母亲，对家庭关心实在甚少。
二、初中遇到了文革运动
我是1964年考上勉县第七中学的，那时小学毕业上初中都要考，而且录取比例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我记得我参加升学考试那天，不巧发高烧病得很重，我父亲把我送到考场外，考完第一场后，我头很疼，自己也不知道考的怎么样，第二场算术考完后，下来许多学生都对答案，我非常庆幸第一道计算题我算对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道计算题得零。但能不能考上初中，我心里没一点把握，其实当时我要是没病的话，那我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我在小学的语文在班上始终名列前三名，算术也始终是前五名，可倒霉的是考试那天发高烧。过了大概十多天吧，发榜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看榜，一看居然有我的名字，而且还排在前十名，一下子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尽管遭遇了挫折，但毕竟还是成功了。当时勉七中管辖区域内有十几所小学，只录取了90名初一新生，由此我步入了中学的殿堂。入校体检时，我身高1.4米，体重30公斤。
那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父亲一人工作，他的工资还算比较高，月薪70元，一家六口（我哥留在老家照顾我爷爷没过来）全靠这点钱生活，那时刚从三年最困难的时期走出来，那个吃树叶啃树皮，吃糠咽菜的三年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国民经济正逐步恢复。那时我穿的鞋子都是妈妈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穿的衣服裤子也都是妈妈用手工缝出来的，我穿不上了我弟弟穿。虽然我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裤，但我母亲总是让我穿的干干净净的。
那时所有学生都必须住校，尽管我家离学校只有一百多米远，还要求在学校上伙吃饭。我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和同学们一齐住校，并在校吃饭。每个星期日到校时农村的学生都要背上几斤米交到校食堂，再交点菜钱，一天好像是交几角钱吧，我们居民户口的学生则是交粮票和钱。说起交米，当时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农村的，也不知是本来米里面就的沙子还是故意往米里面掺沙子，每个礼拜个别学生交的米里面都要被验米的伙管检查出很多沙子，结果不要他的米不说，第二天在全校大会上还要被校长刮一顿。吃饭是八个人围一圈，没有桌子凳子之类，去几个学生拿八碗米饭，再由食堂给打上一盆菜，放一个勺子，大家就在地下一蹲，一个同学给大家分菜，分好了就狼吞虎咽地下肚了。我记得我最爱吃的就是熬白菜萝卜，还挺香的。那个年代别说学生灶，就连普通百姓家一年难得能吃上几次肉，我上初一时身高1.4米，体重30公斤，这在当时还算是发育差不多的。遇到下雨那就只有在学校的舞台上轮换着班级吃饭，摆我们的龙门阵将就了。我们的教室是平瓦房，据说是五十年代初褒城县衙门的房，还是青砖墙呢。住的是土坯房，一间约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屋里面两面用木条子钉的上下大通铺，上面铺着稻草，我们学生就象摆麻将一样，一个挨一个被安在那儿，共有二十多个人。我睡在上铺，有天晚上，我要小解，摸黑下梯子，结果一脚踏空，从上面摔下来，幸亏还不到二米高，也没摔着什么，倒是挺疼的，一下惊动了全宿舍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都慌作一团，这时一个同学擦着了一根火柴，才看清是我正躺在地上呻吟，大家都围着问我怎么样，过了会我又坐了起来，试试还能走动，倒也没摔着哪里，闹了一场虚惊。
当时勉七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周边十公里范围内农村来的，也绝大部分的家庭都十分困难。我记得每个周六下午同学们来时，都带上六七双草鞋，每天穿一双。我们班有个同学带的是用稻草编织的草鞋，编织的十分漂亮，薄薄的，形状也好看，我就向他讨教编织草鞋的技巧，没想到第二个周六他把那个最简单的编织草鞋的木架也带来了，认真地教我打草鞋的技术，我就是从那时起学会了打草鞋，并且后来我也穿上了自己亲自打的草鞋。
那时还没有封闭式学校这一说法，但我们从周一到周六被关在学校里不许出校门，后来由于有许多离家近的学生提意见，学校就让我们每天下午回家吃饭，出校门要凭出门证，晚上还必须回校上晚自习，在校住宿，当时很多中学都是这样的。校长说是为了培养我们的纪律性和生活自理能力，必须这样做。我记得当时还搞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必须在3分钟之内要站到操场上并排好队，开始有许多同学迟到，后来迟到学生就少得多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军事化训练这一说法，可勉七中的严格训练实际上就是准军事化。当时勉七中可是挺有名的，因为1964年七中有两个高中生上了清华大学，全勉县当年就这两个上清华的，后来听说这两个学生都当了外交官。
最令我难忘的有两位老师，一个是教俄语的杨老师。第一节课杨老师健步走上讲台，扫视了全班学生一下，用他浑厚的男中音说道：“俄语就是俄罗斯语言。”然后很快地在黑板上用俄语写下了这个单词，动作非常潇洒。俄语中有个字母是弹舌音，就是把舌尖伸平，让气流从两侧冲出，舌尖快速地颤动。这个音大多数学生都发不出，但我却天生把这个音发的又准又好听，别的同学都说俄语很难学，而我却认为俄语太容易学了，每次考试我都没下过96分。杨老师还是学校乒乓球队的教练，我也是校队成员。杨老师自然很喜欢我，我也很尊敬杨老师。杨老师走路爱踱着八字步，时常穿的整整齐齐，很有风度，像个绅士。一次我们上劳动课，任务是挑水浇菜，杨老师也挑水，可能他是城里人吧，从来没干过这活，他两只手把在扁担上面，走的一摇三晃，桶里的水洒了出来，逗的学生老师一个劲笑。
还有一位老师是教我们音乐、美术的胡老师，胡老师当时已有50多岁了。他的国画画得非常好，曾在北京展览过。他画的褒河石门十分隽秀，就张贴在他的宿舍里。他拉二胡时，还能同时奏响铃铛，小锣等，原来他把鼓、锣、铃等敲的木棍固定住，用绳套在脚上，跟着节奏边拉二胡脚也上下动，像个小乐队。我的二胡就是胡老师教会的，直到现在，像《赛马》、《江河水》、《二泉映月》等传统二胡独奏曲仍还拉得不错。学期快结束时要文艺会演，我们班搞了个20名学生的二胡笛子大合奏，许多老师学生都认为我们刚排练不久，肯定演不好，但没想到演奏很整齐，效果非常好，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
1981年我到宁强大安镇胡老师家去拜访，他当时已近80岁了，但仍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他很喜欢微刻，他自己在大安的山上寻找了许多彩色石头，拿回来后自己锯磨，做成约两公分见方，高3—10公分高的长方体，然后在小石柱的一面刻上毛主席诗词或毛主席语录，这些内容是当时最时兴的。他刻的字即使视力是1.5的人也很难看清，比芝麻还小。他对我说：“我再找一个最好的石材，刻好了送给你。”并还说：“我打算带上这些刻好的石材到全国去旅游。”并还问了我父亲，因为他和我父亲都是民盟成员，有很深的交情。胡老师宽阔的胸怀深深打动了我，文革时胡老师也被批斗，受尽折磨，但他那乐观、坚强的意志却永远值得我学习。
我当时积极要求上进，为了入团，我买了本《怎样当一名优秀团员》的小册子，学得了很多东西。当时说的是“讲成份，不唯成份”，但实际上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干什么都会受到阻挠的，像学校的课外活动小组也看成份，象射击队，无线电队更是没我的份，尤其入团更是困难。我更应该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在学习上我处于班上前几名，在思想上我也不甘落后，决心入团。
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的性格及我的以后。那是刚进中学不久，我在一则周记中这样写：我们看待一个人，应该全面地评价，不应该就某一方面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有的同学虽然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他劳动很积极，肯为班级体做好事，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同学表现不好。本来我这个观点我自认为是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我应该受到肯定或表扬。可没想到在周会课上，班主任谢端蒲却说班上有的同学思想反动，竟然含沙射影攻击班主任。尽管没点名，但我知道除了说我还能有谁呢。我一下子如五雷轰顶，几乎晕了过去，好不容易坚持到下课，我恍恍惚惚走出教室，一下子坐到了教室外面的山墙根，气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活动，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最后我感到我收到了极大的委屈，失声大哭起来。从那以后，我变的沉默寡言了，但我的心里是清醒的，我有我的观点，依然在冷静地观察和评判这个世界。那时班主任和老师是神圣的，我不敢和班主任争论，过后谢端蒲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狠狠批评了我一顿，我又像受到了莫大的耻辱一样，但我不敢反抗。这也导致了我的弟弟1972年上七中时的不幸，那年学校给了我大弟弟班上分了一个到县上参加三好学生表彰大会的名额，全班学生都一致选我弟弟，但当时任班主任恰好是谢端蒲，被他否决了，他要班上重新选举，他也到班上监督选举，结果第二次选举班上又是全票选我弟弟，他气得马上离开了教室，那已经是1973年了。
当时学生荣辱感非常强，某学生在班上受到老师表扬，全班学生会向这名同学投去羡慕的目光；某学生在班上受到老师批评，同学们则会看不起他的。我们班有个学生在宿舍偷了另一名学生2元钱，班主任调查，这名学生自己主动坦白，但他自己还是觉得无颜在学校呆下去，就离校了。
当时并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之说，可勉七中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还组织了射击队、无线电队、体操队、乒乓球队、篮球队、音乐乐器队等好多课外活动项目。我参加了乒乓球队和音乐乐器队。每个队都有老师带领，各项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同学们在学校里愉快地生活着。可到了初二快结束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们愉快的中学生活就此也结束了。
三、从批判作家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从北京刮过来了批判文人风，许多小说家相继受到批判，像《青春之歌》、《破晓记》、《林海雪原》、《小二黑结婚》等等，都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书，这些书的作者自然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学校里一夜之间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有的老师也写了批判的文章，但更多是高中生们写的。北京也在批判反革命集团“三家村”，邓拓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都是在含沙射影在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据说毛主席1965在上海看了《海瑞罢官》这出戏后，当时就颇为不满。这些消息通过报纸、广播传到了全国各地。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等人诬陷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校文化机关的造反浪潮一下子被推动了起来。1964年国家部分省地开展的“四清运动”，也说是四清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镇压群众，也被迫撤离工作地点。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下，以北京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成了破四旧的先锋。文革运动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他们先是对旧书画旧物品的收缴，后来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发型、照片、衣裙、高跟鞋，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都属四旧之列，强迫僧尼还俗，改街道名，改地名，改建筑名，改学校名和单位名称。首当其冲的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文化人士，还包括被打倒了的走资派。
到了6月中旬，批判矛头马上就指向了学校的老教师，因为他们大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出身又大多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又是一个巨大的浪头，这一次来的势头比上次更猛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涌而来，几个老教师的宿舍门口一下贴了十几层大字报，连窗户上都贴满了。简直把老师宿舍堵了个严严实实，变成了黑屋子。学生们尽情地在这些老教师们的身上发泄着，尤其是以前受过批评的学生。反正学校图书馆里有的是堆了十几年的报纸，谁反对写大字报，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我们班班主任谢端蒲原来对我们要求严厉，这时他的门上也贴的最多。这时还处于文斗阶段，不久文斗就变成了严厉的惩罚批斗。
四、学校内斗
学校这时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成员是年青老师和高中的部分学生。筹委会还向初中各班每班派一个代表。文革升级是非常快的，几乎几天就变换一个新花样，昨天只是把墨汁泼向老教师，用大字报封堵他们的门，今天这些老师就被揪上了台，在筹委会头们的指挥下，每天从早到晚批斗会不停，学校有十几个老教师轮番被斗。学生们伸冤报仇的日子到了，谢端蒲以前曾说过“你们在学校受六天的无产阶级教育，在家一天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结果他挨斗也最惨，学生们让他站在桌子上，不解恨，又在桌子上放一条凳子，让他站在窄窄的凳子上，七月的天，烈日炎炎，谢老师终于支不住从高处一头栽了下来，筹委会的头们说他装死，一把揪了起来，一看的确不行了，才停止了批斗。数学老师李育善个子高，人也胖，学生们斗一会让李老师钻凳子，李老师一钻把凳子弄翻了，筹委会头就站在凳子上，让李老师重钻，李老师爬着钻了过去，学生们就在台下起哄大笑。不久我们听说作家赵树理先生在山西的一次批斗会上，从叠起来的三张桌子上摔了下来，把腿都摔断了。所有被揪斗的人都每人脖子上挂个木板或纸板，上面写着红卫兵给他们捏造的罪名和他们的姓名，有的脖了上还被挂上破鞋烂袜子。这是多么非人的折磨呀，一向受人尊敬的老师，就这样被学生踩在脚下，肆意蹂躏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自尊受到了莫大的摧残，当时，是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制度来保护他们的。中国人的法制观念向来是淡薄的，这种对人权的侵犯到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发展到了顶峰。
1966年也没放暑假，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1966年7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一个红彤彤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在北航附中的大操场上发表演讲，就是针对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而发，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反动血统论经他们这一鼓吹，全国立刻掀起了一阵狂澜。8月初的一天，我刚到学校，筹委会的头让我们全体学生集合，宣布重要决定，“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要把学生进行分类，凡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和父母有问题的都是黑五类；出身贫下中农、贫民、工人的都是红五类。头们马上点名，一下从学生中清理出了一百多个黑五类，黑五类不能加入红卫兵，不能在批斗会上发言，不能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在红五类的监督下，认真学习，好好改造。
我爷爷解放前是中医大夫，在他居住的农村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置了十来亩地，土改时被定了地主成份，我也成了黑五类，一下子原来好好的同学关系马上成了敌人似的，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刘全德是贫农出身，在学校里也不敢和我说话了，他下来后对我说：“其实我们关系还是很好的，在学校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
但中国不乏勇士，当时北京的年仅24岁的遇罗克，以十分清醒的思想立即反对这种血统论，他写了《出身论》一文，在《中学文萃报》公开发表，猛烈抨击谭立夫鼓吹的血统论，但当时相信血统论的人却是大部分红彤彤的人士，如洪水猛兽般将他淹没了。不久就遭到公安局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这是时代的悲剧，后来人们称他为思想家，诗人北岛在2019年3月24日为这位伟大的勇士、思想家写了《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抒情诗。遇罗克的雕像现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雕像正面镌刻着他说过的话：“任何通过个人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雕像底座镌刻着诗人北岛1980年所写的诗句《宣告－献给遇罗克》：“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也有人称他为人权运动的先驱。还有位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三六班学生王克华对“血统论”对联提出不同意见，被当场打死。我引用北岛诗歌里的一句：“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以表达我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对遇罗克烈士的悼念。2019年8月28日我在遇罗克的雕像前伫立许久，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那个时代永远不要再现了。
1966年8月13号，班上开小组会，让每个同学表态，凡黑五类的要求和家里彻底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结果我在发言中说了一句“我父亲是好人”，立刻遭到了派到我班筹委会学生的攻击，并立即组织全班学生对我进行批判，我还据理力争。我父亲在汉中农校当老师，由于工作踏实，成绩显著，在农校师生中声望很高。历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深受学生的爱戴。文革开始没有被斗，并还是农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领导。我父亲不但教书育人工作好，他的文艺细胞也很发达，早在1941年他上中学时，就参加了抗日文艺宣传队，短剧《放下你的鞭子》、独唱《松花江上》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我敬爱的父亲明明是革命派，怎么能说是坏人呢。筹委会头硬说我是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为阶级敌人翻案，你爷爷是地主，是反革命，所以你父亲也是反革命，老子反动作混蛋，你是地主的孙子，并且还为你父亲鸣冤叫屈，也是反革命份子。当时这种逻辑简直是荒唐之极，可有人就是利用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那种天生的仇恨心理，制造出了一个个天大的冤案。筹委会不由分说，把我也打入了反革命分子之列。我气得一整天没吃饭，用被子蒙住哭了一天。这次事件给我一生留下了深刻的阴影，那时我才十四岁，还很稚嫩，我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从此变得沉默起来，我学会了思考，对文革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我当时是绝不会说出口的。
1966年8月1号，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全国立刻掀起了文革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殊死的斗争，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向一切阶级敌人开炮，向封建残余开炮，向封资修开炮。“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们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真万确，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要向纵深发展，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们展开斗争。这时学生打头阵，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进来，市民和部分农民也加入了进来。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许多领导都成了革命群众斗争的对象，斗争矛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1966年8月份，全中国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同一种运动，揪各级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学校中的校长，书记大部分被批斗，工厂的领导也被批斗，甚至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被揪了出来。勉七中位于褒城，就是刘邦当年卧薪尝胆修建的褒斜道山口之处。褒城北面是秦岭山麓，这座山叫连城山，呈一个向南的弧形。1964年底，经常有飞机在这里盘旋，1965年3月，开来了几千建设大军，先修路，接着就在这个弧形包围的一大片土地上修建起了楼房。担任修建任务的是建工部五局四公司，全是东北人。荒凉而贫瘠的山沟里沸腾起来了，他们填沟平地，一幢幢楼房在一年的时间内拔地而起。他们修建速度很快，常常是在比学赶帮中建房。他们对质量要求也很严，我亲眼见他们每修好一层，技术员都要反复测量好几次。他们制好的混凝土板，能抗压1000公斤的重量。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大量的国防军工厂，重要单位迁往内地。当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意识形态上分歧继续增大，美国又发动了侵越战争，矛头直指我国，国民党反动派也叫嚣要反攻大陆，有迫在眉睫的战争之感。中央的这个决定无疑在当时是正确的。这里即将迁来的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号653。然而这一场风暴彻底打乱了这里紧张高效的工作，1966年8月，他们也以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揪出了他们公司的总经理棣华及一些当权派。到底是工人阶级，他们批斗给当权派戴的不是纸帽子，而是用6毫米钢筋做的高达一米多高的钢帽子。这钢帽子重达十几斤，那些被斗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人，能撑住这重帽子吗？造反派们就用带子把帽子固定在头上，你头一歪，不把脖子拧掉也得让你疼痛难忍。被斗的人只有把头抬得高高的，不敢乱动。他们开批斗会一般是在晚上，好大一块平地上搭了个台子，灯火通明，高音喇叭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上千工人聚集在场子上，台子上站着棣华等其它当权派，头戴钢帽，脖子伸得直直的，领头的高喊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棣华!”，下面工人也跟着齐呼，“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那阵势如黄河之水倾泻而下，如排山倒海之势，高亢的喊声在这山下回荡。
汉中地区地委代书记张书云、副书记刘平西、专署专员杨久良这时也被红卫兵揪斗，都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红卫兵把这些昔日在台上的官老爷们一脚踩在了地下，挂上了大牌子游行。汉中专区公安处干部尚德俊、专署民政局干部吴明琦、专署计委干部崔永兴三人就因为说了几句地委领导的好话，结果被红卫兵说成是汉中反革命三家村，也被红卫兵批斗。
全国的红卫兵所向披靡，他们砸寺院，毁古迹，烧文物，把这些统统当作封建残渣余孽。我1975年到洛阳龙门石窟时，最大的三尊佛像全没了头，我表哥说是红卫兵用大锤打，打不掉，就用炸药把佛头给炸掉了。红卫兵不但斗走资派，还抄他们的家，抢走烧光他们的东西。当时没有领导，没有法制，全国很多地区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简直是乱了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