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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自述(74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

  在1812年之后,又过了7年,欧洲历史的海洋由汹涌澎湃慢慢变得平静下来。它好像是默默无语,然而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却仍然起着作用,我们说它们神秘,是因为至今我们还不了解支配这些力量的法则。从表面上看,历史海洋似乎不再运动,而实际上人类就像时间本身一样,是不可能不继续前进的。许多集团建立起来,也有许多集团在消亡。整个世界不断地积蓄着国家分合、民族变迁的原因。尽管历史海洋不像以前那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其海水深处却仍然在暗自翻腾。此时的历史人物不像以前那样是冲浪的弄潮儿,他们好像是停留在原地打转转,处于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以前这些历史人物率领军队,下达命令,宣战,出征,打仗,以此来遏止人民群众的运动;而现在他们是动用巧妙的政治、外交手段,动用法律和条约来遏止奔腾汹涌的群众运动,历史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动。在他们看来,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反动的根源,因此对之进行严厉批判;当时所有的知名人物,从亚历山大、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富迪、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等都受到他们的逐一审查,并根据其是进步还是反动而被判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历史学家们所说,在俄罗斯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反动现象,其始作俑者就是亚历山大一世。然而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在初登皇位时即提倡自由主义,以拯救俄罗斯为己任。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俄罗斯文献都对亚历山大一世当皇帝时的过错进行谴责,从初涉历史的中学生到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都一致采取了这种谴责态度。他们说:“他本来是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的。这件事他干得还可以,但那件事做得太糟糕了。在执政初期和1812年干得不错,然而后来给波兰制订宪法、组成神圣同盟、大权旁落给阿拉克切耶夫、支持戈利岑和神秘主义,支持希什科夫和富迪,这些就做得太差劲了。他还亲自过问前线战事、取消了谢苗诺夫兵团,这些也做得很糟糕;等等。”历史学家依据自己对于人类幸福的理解,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谴责不胜枚举,10大张纸都写不完。这些谴责的意义何在?亚历山大一世被历史学家褒扬的那些行为如即位之初的自由主义举措、对抗拿破仑、1812年的坚强态度、1813年的出征等,与被他们谴责的那些行为如建立神圣同盟、让波兰复国、20年代的反动等,是出于同一个亚历山大一世,其根源都是形成其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状况等等。既然如此,这些谴责具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的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处在人类权力可能到达的巅峰,成为历史的焦点。他必然会受到各种阴谋、欺骗、奉承、自欺的影响,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对于欧洲发生的而一切负有的责任。他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欲望以及对真理的渴求。50年前的亚历山大一世,不是没有道德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在这一方面谴责他),只是他并不具有后来的那些教授对人类幸福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他们从小学习教科书而逐渐形成的。如果说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那些谴责他的历史学家自己的观点,过了一些年后也会被看成是错误的。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历史发展的情况,就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思想家的不同,对于人类幸福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因此,原来认为是幸福的东西,10年后可能就被看成是灾难,反过来也是一样。而且即使在同一时期,人们对于幸福和灾难的看法也会完全相反:例如有些人认为给波兰制订宪法、建立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功绩,而另一些人则为此而谴责他。对于亚历山大或拿破仑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无法说清楚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有些人不喜欢他们的某些活动,那只是因为它们未能符合其对于幸福的狭隘看法。1812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未遭焚毁,俄罗斯军队的荣耀得到体现,彼得堡大学等学校学术上获得发展,波兰恢复自由,俄罗斯变得强大,欧洲各种力量保持平衡,欧洲文明获得进步,等等,无论我是否认为这些现象是幸福的体现,我都不得不承认,那些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达到这些目的之外,必定还有我无法理解的更具普遍性的目的。如果我们假定亚历山大是按照一种跟他实际做的完全相反的情况行事,完全按照那些谴责他的人所希望的样子治理国家,那么,那些反对亚历山大方针政策的人就不会存在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反对者的行动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也不会存在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人类的生活只是受理性的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生活。

  如果我们要像历史学家理解的那样看问题,即认为是伟人实现了人类的某些目的如俄罗斯或法国的强大、欧洲力量的平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文明进步等等,那么,就不得不使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概念来解释历史。如果本世纪初欧洲战争的目的在于实现俄罗斯的强盛,那么不进行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一目的;如果目的是实现法国的强盛,那么不进行革命和建立帝国也能达到这一目的;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要比使用武力更有成效;如果目的是促进文明进步,那么肯定会有比屠杀生命和破坏财富更为合适的方式。既然如此,为什么事情偏偏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进行的呢?历史学家说:“机会造时势,天才用机会。”然而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机会和天才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东西,我们无法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两个词只是表明我们对现象还不是很了解。如果我不明白某种现象是怎样发生的,也不想去弄明白,我就会说,这是机会。如果我不明白某种力量,它产生了同人的本性不相符合的行为,也不想去弄明白,我就会说,这是天才。打个比方来说:一群羊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都被牧羊人赶进一个单独的羊圈去喂养,吃的饲料是燕麦,是别的羊吃不到的,于是它长得比其它的羊肥得多。在这群羊看来,这头羊是一个天才。由于它长得特别肥大,很快就被送进屠宰场作为肉羊而杀掉。这就是天才和偶然机会的巧妙结合。然而,只要这群羊不再认为它们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而承认身边发生的事情可能有它们无法理解的目的,就会发现,这头养得又肥又大的公羊的遭遇是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即便它们无法知晓喂养这头肥羊的目的,也会明白,它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因此没有必要再使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概念了。只要不局限于目前容易理解的目的,承认最终的目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历史人物一生遭遇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并看到其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之原因,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机会和天才这两个词语了。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无法弄清楚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开始是在法国,随后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罗斯都发生了屠杀事件;先是西方向东方进军,然后是东方向西方进军,它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必要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两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特的天才,也不必把他们看成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必用偶然的机会来解释促使他们行为改变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因为这些小事是必然要发生的。只要我们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究,就会清楚地看到,每一种植物都有它自己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想象有更适合于它的其它花朵和种子;同样的,我们也无法想象还有另外两个人要比现实生活中的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于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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