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或极少数几个人的生活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历史学说认为，这一关系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历史人物，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设，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这一理论在法学领域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历史领域它就不适用了，一旦涉及革命、征服和内战等事件，它就什么都无法说明了。这一理论看起来好像无法被驳倒，因为人民群众转交意志的活动是没有办法证实的。 无论发生什么历史事件，无论是谁带的头，这种理论都可以解释说，他之所以成为该事件的领袖，是因为人民群众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他了。这种解释就像一个人看到一群被放牧的牲畜在走动，他不管牧场的情况如何，也不注意牧人的作用，就肯定地说，这群牲畜之所以这样走动，是最前面的那一头带路的结果。那些认为人民意志是无条件转交的历史学家说：“这群牲畜之所以朝那边走，是因为最前面的牲畜在带领它们；其它牲畜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了带头的那个。”那些认为人民意志是有条件地转交的历史学家说：“如果带头的那个牲畜被更换了，那是因为它带领的方向不是其它牲畜选定的方向，于是它们意志之和就由一个带头者转交到另一个带头者那里。”那些认为历史人物是人民代表的历史学家说：“如果带头的牲畜不断变换，这群牲畜的走动方向也不断变换，那是因为它们要把自己的意志转交给那些表现突出的牲畜，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这些表现突出的牲畜身上。”这种理论只是一个代名词，只是对问题换了一种说法。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而权力是什么？是人民转交的意志之和。人民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下转交给一个人的呢？是在他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权力就是权力，同语反复，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对权力的本质仍然是一无所知。如果人类的知识只限于抽象思维，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权力只是一个词语，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人类除了抽象思维之外还有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不只是一个词语，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没有权力的概念，我们就无法描述人类群体的活动。
某个事件发生了，总好像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而发生的。拿破仑三世下达一道命令，于是法国军队去了墨西哥；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下达一道命令，于是普鲁士军队攻占了波西米亚；拿破仑一世下达一道命令，于是法军挺进俄罗斯；亚历山大一世下达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它总是跟下达命令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家为了寻求事件发生的原因，假设神干涉人类的事务，而拥有权力的个人只是体现了神的意志，然而这一假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是无法证实的。从理论上说，即使我们愿意相信说几句话、下达几道命令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然而历史表明，那些历史人物的话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他们下达的命令不但没有得到执行，反而出现跟他的命令相反的情况。如果这些命令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经验上说，首先要明确的是，意志的体现不属于神，而只属于人。如果一道命令是神下达的，表达了神的意志，那么这一意志的表达应该跟时间没有关系，也不由其它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某个事件并无联系；如果这道命令是人的意志体现，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该事件发生的所有条件，即下达命令的人在某段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以及他跟那些执行命令的人之间的必然联系。只有神的意志才不以时间为转移，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可以跟几个世纪的所有事件都有关系，决定人类行动等等方向，而人是在一定时间内行动，并且亲自参加事件。
当我们肯定了这一事实后，就可以发现，任何命令的执行都是以前一道命令为条件的；任何一道命令都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适用于所有事件的命令是没有的。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部队作战，只是笼统地这么说，其实拿破仑并不能下命令去打俄罗斯，他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只是今天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某些指令，明天又向陆军、舰艇、兵站发出另一些指令，等等，这些指令合起来形成法军进攻俄罗斯这一事件的一系列命令。拿破仑曾下达出征英国的命令，并为此付出比别的计划更多的时间和力量，然而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从未试图实行这一计划，却对他一直认为适合当同盟者的俄罗斯发动了进攻。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进攻英国的命令并不适合于一系列的事件，而进攻俄罗斯的命令却是适合的。如果要命令得到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命令是可能执行、哪些不可能执行，不仅在有上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罗斯这一事件中无法知道，就是在最为简单的事件中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有难以胜数的因素阻碍命令的执行。伴随着每一道被执行了的命令，都有大量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所有未被执行的命令都跟事件没有联系，所以才未被执行；只有跟事件相符合、与那些已被执行的命令有一致性的命令才可能被执行。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个事件是由于在它之前下达的一道命令发生的，是因为只看到事件发生了，而没有看到在成百上千的命令中，只有几条跟事件有联系的命令才得到执行，而其它的命令都是毫无意义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些历史学家的记载是把一系列难以胜数的微小事件产生的结果归结为一个事件，与此相应的，又把那一系列的命令归结为一个单独意志的体现。人们通常认为，拿破仑是想进攻俄罗斯就进攻了。实际上拿破仑的行动并没有体现出这一意志，他只是下达了许多意义并不明确的命令。在拿破仑难以计数的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1812年战役的一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跟其它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这一系列命令跟导致法军进入俄罗斯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因此，命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只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已。要了解这种关系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得还原所有这些并非来自神而是来自人的命令的条件，这条件是被人们普遍忽视了的，那就是：下达命令者本人也参加了该事件。
下达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权力的东西。它包含以下两个要点：首先，在一个由共同行动组成的群体中，尽管人们为此行动的目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其次，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人是直接参加的，少数人是间接参加的。军队最为明晰地体现了这些要点。每支军队都有三种成员：最低级的人员即士兵，他们是绝大多数；较高级一点是班长和军士，人数比列兵少；更高级别的军官，人数就更少了；诸如此类，直到权力集中到一人身上的最高军事统帅。人数最多的士兵直接进行战斗，开枪、刺杀、放火、抢掠，从较高级者那里获得命令，而自己从来不下达命令。那些人数少一些的军士行动比士兵少，但下达命令。军官们行动更少，而下达的命令更多。将军们只是指挥部队，确定攻击目标，几乎从不亲自使用武器。总司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是下达总的命令。而在其它由共同行动如农业、商业、行政等形成的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法则：在这样的群体中，直接参加行动越多的人，其下达命令的权力就越小，而人数就越多；而直接参加行动越少的人，其下达命令的权力就越大，而人数也越少；这样由下至上，最高层的那个人直接参加行动是最少的，而下达命令的权力也最大。下达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权力的本质。一旦还原了时间这一条件，我们就发现，命令只有在其跟一系列事件相联系时才可能得到执行，而下达命令者是最少参加事件的，他们的活动仅仅在于下达命令。
——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