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记历史学家认为，推动各民族前进的力量是那些英雄人物或统治者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历史事件完全是由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人物的意志促成的。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在论述同一个历史事件时，他们的解答却又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对于某个历史事件，第一位历史学家说是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第二位历史学家说是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第三位历史学家则说是由另一个什么人的权力造成的；等等。而且在解释某个权力的根据时也各不相同，例如持波拿巴主义观点的梯也尔认为，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其仁慈的品行和天才的能力之上的；而持共和主义观点的朗弗利却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其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之上。他们互相攻击对方，让人们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那些通史专家看到传记历史学家的缺陷和矛盾，不承认推动各民族前进的力量是那些英雄人物或统治者的权力。他们认为，这种推动力量应该是各种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场战争或对一个民族的征服，其原因不是某个人物的权力，而是参加这一事件的许多人的共同作用。然而他们仍然把这种权力看成造就历史事件的力量，因为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儿，其权力正是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些历史学家例如格非努斯、斯洛萨等一会儿说拿破仑是大革命和1789年思想意识的产物，一会儿又说1812年东征等事件不过是拿破仑错误意志的产物，1789年的思想意识未能充分发展也是拿破仑的独裁造成的；革命思想和人民群众的情绪造就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民众的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些通史专家的分析不可能不是矛盾的：若干分力要变成一个合力，那么这个合力应该等于各分力之和，然而通史专家们并没有遵循这一基本的力学定律；他们在解释合力时找不到足够的分力，于是就假定还有一种对合力起作用的无法解释的力量。传记历史学家在论述1813年西征或者波旁王朝复辟时，明确指出这都是亚历山大个人的意志造成的。而通史专家格非努斯则表明，这些事件的造成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以外，还有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等人的意志起作用。 实际上他是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施泰因等人的分力，然而这些分力之和并不等于合力，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志合起来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千百万法国人会服从波旁王朝。为了弥补这一明显的缺陷，他不得不回到自己所否定的那个力量也就是权力上去，把它说成是影响合力的神秘力量；这样一来，他就不仅与传记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冲突，也跟自己的观点互相矛盾。一些农夫不知道吹风跟下雨有什么关系，于是在他们需要下雨的时候就说“风一吹，乌云就来了”，在不希望下雨时就说“风一吹，乌云就散了”。通史专家的论证也一样：有时候他们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有时候又说是权力造成事件，究竟怎么说，要看当时的需要。
还有一类历史学家，被人们称为文化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文化或智力活动。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事件可以通过一些人写了一些书来予以说明。然而我们很难认同他们的说法。例如，本来是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却造成法国大革命中的残酷屠杀；而宣扬博爱的学说也引发可怕的战争和死刑判决；这些现象同文化历史学家假定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已经知道有三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了：传记历史学家提出的君王权力，通史专家提出的其他人合起来的影响，再加上文化历史学家提出的智力活动。后一种力量尤其让人费解：如果说由于拿破仑拥有权力，事件就发生了，这似乎还可以理解；如果说拿破仑和其他一些人的力量合在一起使得事件发生了，这似乎也可以理解；如果说一本《社会契约论》就导致法国人互相残杀，除非更深入地探究两者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文化历史学家为什么特别强调智力活动对于历史的作用呢？其原因有二：首先，历史是由这些学者撰写的，他们当然乐意把自己这个阶层的活动说成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基础；其次，精神、教育、文明、文化、思想等等都是一些较为含糊的概念，可供这些学者根据自己的意思随便编造一些理论。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学者编撰的文化史越来越像通史了；他们对种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进行分析，把它们说成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然而在具体叙述某一历史事件如1812年东征时，还是不自觉地把它归结为权力的产物，即拿破仑的意志所决定的。他们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其认定的智力活动并不能说明种种历史事件，而不肯承认的权力反倒成了理解历史的唯一因素。
一列火车在前进。有人问：它怎么会移动呢？一个农民说，是因为魔鬼在推动它；另一个农民说，是因为车轮在转动；第三个农民说，是因为大风把火车冒的烟吹散了。第一个农民的话是难以反驳的，因为要驳倒他，就得证明根本就没有魔鬼存在，或者证明是一个德国人在开火车。第二个农民自己就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他只要进一步分析，就会想到，他还得解释车轮转动的原因；在没有找到锅炉蒸汽压力这一火车移动的最终原因之前，他还得不断地探究下去。第三个农民的解释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他看到了车轮转动不能成为火车移动的原因，于是就随意地把他看到的某个现象当作原因。火车运动的原因是跟这运动相等的力量；各民族运动的原因是跟各民族运动相等的力量。然而各类历史学家对于这力量的理解各不相同，而且跟所见到的运动是不相等的。他们有的把这力量看成英雄天生的力量，就像那个农民以为火车里有魔鬼一样；有的把它看成若干力合起来的力量，就像车轮的转动一样；还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智力的作用，就像被风吹散的烟。
只要历史学家叙述的是个别人物的历史，无论这人物是凯撒、亚历山大、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所有参加历史事件的人，就不可能不把迫使他人朝着某个目的活动的力量归之于个别人物，也就是权力。权力是历史学家知道的唯一概念。通史专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尽管表面上抛弃了这一概念，他们每一步的探究工作还得依赖于它。现代历史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就像正在流通的货币。传记历史学家的历史就像发行的纸币，可以使用、流通，一般来说对人有益而无害，只是不能触及它得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不去考虑“为什么英雄人物的意志可以产生历史事件”这一问题，梯也尔等人的历史读起来还是很有趣味和有益的，或许还带有一点诗意；然而就像纸币发行过多或者用纸币兑换黄金的人太多，纸币就会贬值一样，这一类历史写得过多，或者有人十分天真地提出问题“拿破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这就像要把纸币兑换成黄金），它的真实价值就成了问题。通史专家和文化历史学家的做法就像认识到纸币的缺陷，于是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而代之。硬币听起来确实有叮当的响声，然而想充当黄金，那是骗不了任何人的，而纸币倒还可以欺骗一些愚昧无知的人。黄金之所以是黄金，不仅在于它可用来交换，还在于它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通史专家如果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一历史主要问题，他们的论述就是真正的黄金，然而他们的回答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而文化历史学家则干脆避开了这个问题，答非所问。他们的回答就像这些硬币，看起来形似黄金，却只能在那些同意用它们来代替黄金的人当中流通，或者在那些不知晓黄金特性的人当中流通，也就是只能在大学和一些历史书的读者中流通。
——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