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奴隶制度，而奴隶制度的原因是法律；法律又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基础上的。因此，只有消灭有组织的暴力，才可能改善工人的状况。然而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难道说没有政府人们也能够生活吗？没有政府社会就会混乱，出现无政府状态，一切文明成果就会毁于一旦，人们重新回到野蛮的原始时代。如果破坏现有的秩序，消灭政府，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动乱、抢劫、凶杀，坏人横行无忌，好人将被奴役。不仅那些感到现有秩序好处的人会有上述想法，就是那些感到现有秩序对自己不利的人也是这样认为，他们无法想象没有政府暴力也能够生活下去。
我要说的是，破坏现有秩序会产生动乱和无秩序状态，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这一秩序就是好的。“只要碰一下现有秩序，就会产生巨大灾难。”这就像用成千上万块砖头；垒砌一个又长又高的立柱，只要挪动其中一块砖，所有的砖头就会垮坍下来。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建筑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表明该立柱的设计很不合理，基础很不牢固。现在的国家机构也是一样的不自然、不牢固，稍微碰一下就可能摧毁它；这不但不能证明它是必需的，反而表明，即使在过去某一时期它是必需的，现在它已经不被需要了，因此是有害的、充满危险的；在这种机构里，社会上的所有罪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因为它们得到辩护或被隐藏起来。在这种依靠暴力来管理的国家里，所谓的人民幸福只是一种虚假的外表，而那些可能破坏这种外表的东西，如饥寒交迫的穷人、无钱治疗的病人、在社会上混的无业游民等等，都被隐藏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人就不存在。恰恰相反，这表明，这样的人数量之多，以及政府对他们的迫害之残酷。
破坏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停止政府的任何活动，也就是停止有组织的暴力，会毁掉我们生活那种歌舞升平的外表，却不会毁掉我们的生活，只是暴露出那些曾被隐藏的东西，从而让我们有可能去改正它们。直到最近，也就是本世纪末，人们都相信没有政府就无法生活。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摆脱幼稚状态，搞清楚了自己生活的真实条件。他们当中已经有人站出来对政府说：“你们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你们，周围国家的人民如中国人、日本人就会来打我们。然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没有任何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只有你们这些统治者，为了一些我们并不知晓的目的而互相仇恨，最后打了起来，却又打着保护人民的幌子，就像你们现在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你们为了养活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购买大量武器装备、修筑战略铁路，所收的赋税之沉重让我们破产。你们说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才维护土地私有制，然而这种维护却让所有的土地落入那些不劳而获的公司、银行家、富人手中。我们大多数人失去土地，被那些不劳而获者所统治。你们制订土地私有制的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土地的私有权，而是要从劳动者那里抢掠土地。你们声称，你们保护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产品，实际上在你们所谓的保护下，所有那些生产贵重物品的人都无法获得自己劳动的价值，其生活不得不依赖于那些不劳而获者。”到了世纪末，人们开始这样来理解事情和发表意见。最近五六年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欧洲还是俄罗斯，人民在社会舆论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人说，如果没有政府，就没有人们需要的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机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自己来安排生活，要比统治者给他们的安排好得多。如果没有政府干涉，人们可以组织起各种社会机构如工人联合会、合作社、铁路公司、劳动组合、工团；其实就是政府在干涉，这样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那么，为了某种社会事业，自由的人们就可以不用暴力自愿地筹集到足够的款项来为它捐款，并建立其相应的机构。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不用暴力来建立起自己的法庭。过去曾有过受到被审讯者信任的法庭，因此整个审判过程并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庭将来也会有。由于我们长期受到奴隶制度的毒害，难以设想那种没有暴力的管理。俄罗斯的村社如果可以迁移到遥远的地方，政府无法干涉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筹集捐款建立自己的管理机构、法庭、警察，只要不受到政府暴力的干涉，就会过着幸福的生活。同样的，他们也会在普遍同意的情况下分配土地的使用权。
在乌拉尔的可萨克人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和安宁的，这是在用暴力维护土地私有制的社会所不可能有的。现在还有一些村社不承认个人的土地私有权。就我的印象所及，整个俄罗斯人民过去都不承认土地私有制。通过政府的暴力去维护土地私有制，不仅无法消除争夺土地私有权的争斗，还会加剧这种争斗；实际上，这种争斗大都是政府暴力造成的。如果不去维护土地私有制，土地价值就不会提高，人们就不会挤在一个地方，而会向空闲的地方流动；这样空闲的地方在地球上还有很多。然而现在土地私有权的争斗不断，其争斗的工具就是政府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法律。在这一争斗中获利的往往不是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而是参加政府暴力的人。
在劳动产品方面的情况也一样。真正由人们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总会受到社会习俗、舆论、正义感和人们之间的感情的保护，根本不需要由暴力来保护。如果几万亩森林属于一人所有，而周围几万人却没有柴烧，那么这座森林是需要暴力来保护的；如果某个工厂的工人祖祖辈辈受剥削，这个工厂也需要用暴力来保护；如果一个人占有几十万普特的粮食，等到灾荒来临时高价卖给饥饿的人们，那么这些粮食也需要用暴力来保护。如果一个农民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那么除了地主和政府，谁都不会去掠夺他种植的庄稼，哪怕是道德上最为堕落的人也不会去做这事；也不会去抢夺他用来养活自己孩子的奶牛，或者抢夺去他自己制造的用来生产的木犁、镰刀和铁锨。有人说如果消灭土地和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人们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会被人掠夺，因此谁都不会努力劳动了。情况恰恰相反。现在实行的用暴力来保护非法的私有财产，才会大大地削弱人们在使用物品时的公正意识。那种“没有有组织的暴力，人们就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如果说，没有人对牛马行使暴力，牛马就不能生存，似乎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要说不对人们使用暴力，他们就不能生存，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因为对人的暴力并不是什么更为高级的动物来行使的，而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为什么人们应该服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暴力呢？难道这些人是比他们更有理性吗？这些人对人行使暴力，仅此一点就表明，他们要比服从他们的人更加没有理性。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保证那些掌权者都是最有理性的优秀者。同样的，在欧洲国家，那种世袭制度或选举制度也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情况往往是相反的：那些能够钻进政府机构的人往往要比其他人更加鲜廉寡耻、毫无道德。人们通常的说法是，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没有暴力，我们怎么能生存呢？实际上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如果他们不把理性的和谐放在首位，而是把暴力视为自己生活的内涵，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呢？人要么是理性的动物，要么是没有理性的。如果他们没有理性，所有的事情都得靠暴力来解决，但没有理由让一些人具有行使暴力的权力，而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权力，因此政府的暴力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获取权力者的暴力之上，因此政府的暴力同样没有存在的理由。
——当代奴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