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时，认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他在维也纳医学界很受尊重。他比我大14岁，很有才华。认识不久我们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在我生活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在科研方面逐渐有了共同的兴趣。我俩的友谊，我是主要的受益者。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的发展让我们的友谊破裂了。
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对我说到，在1880年到1882年期间，他采用一种独特方法对一位歇斯底里病人治疗，从而能够深入观察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和意义。他向我介绍这一病例的许多细节。我认为他的方法在治疗神经症方面要比其它方法更有用。
从巴黎返回维也纳后，我再次对布洛伊尔的研究产生兴趣，希望他能多介绍一些情况。他的这位病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受过很好的教育，很有才华，对父亲的感情很深。在护理父亲的时候她就已经得病了，布洛伊尔给她看病时，她有麻痹、痉挛、压抑、精神错乱等症状。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要是能够引导她说出自己即时的情感幻想，就有可能消除其一些症状。由此他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让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讲出压抑在心中的想法。这样，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她的抑郁性精神错乱的发作得到控制，有关的身体症状也得到大大缓解。在清醒时这位病人无法说清自己的病因，也搞不清楚这些症状跟自己生活经历的联系，而在催眠状态中这些联系都被她一一说出。她的所有症状都跟照料父亲时的情感体验有关，也就是说，是其残留的痕迹，或者无意识的显现。情况表明，在父亲病床旁，她不得不压抑某种想法或冲动，由此产生了其替代物——症状。病人在催眠中发生幻觉，似乎回到当时的场景，并通过自由表达情感使得原先被压抑的心理活动持续下来直到完成，这时症状就得以消除，而且不再复发。经过长期艰难的治疗，布洛伊尔终于治愈了这位病人，消除了她的所有症状。
我开始对自己的病人采用这一治疗方法，几年的时间表明，在歇斯底里病人身上这一治疗是很有效果的。我向布洛伊尔建议合写一本书。开始时他表示反对，后来作了让步。1893年，我和布洛伊尔合写的《歇斯底里症状的心理机制》一文发表，1895年，我们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在这书中提出的理论比较简单，大都是对观察的直接描述，并没有说明歇斯底里的性质，只是尝试说明其症状的起因。这一理论强调了区别无意识和意识的重要意义，假设症状是产生于情感的压抑，由此提出动力要素的思想；它还认为症状是大量能量转化的结果，由此提出经济或转换要素的思想。布洛伊尔将我们的方法称为疏导法。疏导法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而它的缺陷也是所有催眠疗法都有的。
早在我和布洛伊尔合作之初，我们的看法就不完全一致。布洛伊尔更愿意用生理学方面的理论来确定精神疾病的发病时间，而我则倾向于用几种力量互相作用来解释它。如果没有其它因素，这一分歧还不会让布洛伊尔放弃我们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有大量的内科和家庭医生方面的工作要做，不像我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疏导法研究。此外，我们合写的书在维也纳和德国遭到冷落，也使得他十分沮丧。但使得他最终退出研究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对我下一步研究方向的反对。
随着治疗经验的增多，我逐渐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情感刺激都会造成神经病症状，能够造成这一后果的，通常只是性的情感刺激，也就是当下经历的性冲突或早期性体验的结果。这一结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在开始研究神经病人时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这样，在自己惊人发现的鼓舞下，我跨出了关键了一步，超出歇斯底里病症的范围，开始探讨一般神经衰弱病人的性生活。那时有许多这样的病人来我这里就诊。我的实验对我作为医生的声誉有所影响，但给了我的研究以信心，就是在近30年后的今天，我的信心仍然保持不变。在治疗中，一旦搞清楚许多模糊不清的现象，就可以发现，所有病人在性功能方面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由此我将神经症看成是性功能失调的结果。得出这一结论，作为医生我心中十分欣慰，觉得自己在医学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在关涉这一重要的生物功能时，医学界除了提到传染病或机体损伤造成的创伤外，还没有其它说法。
在《歇斯底里研究》发表几年后，我向多个医学学会宣读了性在神经症中作用的论文，遭遇到的都是怀疑和反对。有一段时间布洛伊尔向我表示支持，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他本人也不敢承认自己有“性欲导致神经症”的观点。他对我的态度既有赞同的成分，又有批评的因素，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小争执，就分道扬镳，不再往来了。
——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