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
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而波伏瓦则怂恿他去领。他们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学生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
波伏瓦赞同萨特最后的抉择。她知道，在重大事情上，即使像他们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萨特也不会顺从别人的意志，而是独自作出决定。反过来说，她也是这样。他们的亲密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正因为这种尊重，他们的关系才得以久长。
波伏瓦的考虑不外乎是在经济方面：既然萨特手上正缺钱，而诺贝尔奖也是世界性大奖，取之有何不可？萨特更多地从政治和个人心理角度看。他一向对荣誉、名声之类的东西不在意甚至反感，他愿意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于是萨特写了一个声明，由他的出版商代表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多家报纸竞相刊载，一时成为热门新闻话题。萨特在声明中说，他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这个奖实际上已经成了东西方两大文化冲突的表现。他认为任何机构都不应参与到这种文化冲突中来。他说，即使东方要授予他列宁文学奖，他也会拒绝。
主观方面的原因，他谈到自由问题。他认为自己理解的自由同授奖机构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如果在前几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把这项奖给予他，他会欣然接受。因为这是对他的反战立场的支持，这是真正自由的事业。而现在这项奖不再具有这种意义。
从根本上说，萨特拒绝诺贝尔奖在于他反对一切等级制度。而给作家颁奖，就是把作家分成等级。这在他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尽管萨特不愿意，他又一次引起新闻界和社会的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芒西夫人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的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束缚，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嘿，马上跟上来一大群摄影记者，还有一台电视摄像车跟在后面，一直跟到萨特的公寓。萨特进门时，回头对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下午，波伏瓦来到萨特住处，隔壁开肉铺的妇女带着同情的口吻对她说：“可怜的萨特先生！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现在是诺贝尔奖，他们总是不让他安生！”这个没有文化的人说出的话倒很有道理，也很有余味：秘密军队组织和诺贝尔奖看似毫不相干，实质上有共同的地方。
对于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有许多人不理解，但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持赞赏态度，而一些报刊则带有恶意地评论这个事情。本来萨特的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对于“反常”的行为它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于是有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两千六百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
萨特收到大量来信，都是恳求萨特改变主意，把钱领回，再转送给他们，他们拿去干这事那事。
新闻媒介有不少人说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领的喜剧。这显然是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
事情的确是荒谬的。正是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这并非他的初衷，但他对这种荒诞的“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局面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