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回巴黎后不久就恢复了在巴斯德中学的教职。他还去找了教育检查官达维先生，他们在对待德国人的态度上是一致，达维先生准备明年将萨特安排到孔多塞中学教文科预备班，这是一种提升。
工作一旦安排妥当，萨特就开始着手进行他的抵抗活动。他找到老同学梅洛─庞蒂。虽然他们在巴黎高师的关系不是很好，而且后来萨特还同他喜爱的女人有过纠缠，但大敌当前，梅洛─庞蒂愿意捐弃前嫌。此外还有萨特的其他朋友和学生，其中有博斯特、让·普隆，他们以后一直是萨特的好朋友。
这些人在波伏瓦的房间聚会。他们都痛恨德国人和投敌分子。有个叫德尚蒂的建议用暴力手段对付德国人，但大家不同意这样干，认为抵抗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况，散发小册子和简报，而不是扔炸弹。
萨特给这个组织起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这是萨特在集中营长期思考的结果。他力求把个人的自由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萨特开始同巴黎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萨特发现，那些组织同他的组织一样，力量都很有限。他在考虑如何壮大力量，把这些组织结合为一个整体。
在紧张地筹备抵抗组织之余，萨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写作，他正在完成《理智之年》，接着他准备完成一直在写的哲学著作。波伏瓦因萨特的归来，心情变得轻松了，潜心于自己的小说写作，很快就完成了它。
有时萨特同波伏瓦去剧院看演出。这时奥尔加和万达都在一出戏中扮演小角色。她们问导演：“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流的演员？”
“最好的办法是找人为你们写一个剧本，”导演回答道。
萨特获得这个信息后灵机一动。他想：“我为什么不能为她们写一个剧本呢？”
这个念头让他激动不已。在集中营写《巴里奥纳》的经验使他有着某种自信。正像那个剧本能激起战俘们的抵抗意识一样，他将要写的这个剧本也一定能够增强法国人的自信，消除因战败和敌人宣传而造成的懊悔心理。这里他已经确定了戏剧的主题。
通过纳塔丽，萨特和波伏瓦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贾科米泰。他是一个瑞士人，雕塑家和画家。人长的很帅，喜欢漂亮的女人，只是腿有点瘸，那是车祸造成的。
他在“圆顶”认识了纳塔丽，很喜欢她。但她对他不怎么感兴趣，认为他很蠢。为了留住她，他只有不停地请这个姑娘吃东西。她吃完了就走人，气得贾科米泰直喊：“你这丫头心真狠！”然后用手杖在她的小腿上轻轻敲击。
他俩同贾科米泰认识后很快就成为好朋友──纳塔丽真是有眼不识人。在贾科米泰和萨特身上，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某一事业，视其为生命，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文学，而对其余的一切毫不顾及。
贾科米泰这时正在为创作人的面部而进行独特的探索，有时感到苦恼。他认为人的面部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富有表情，有一种意义，而材料的分割破坏了这种整体性。于是他只雕刻很小的东西，最大的也只是像豌豆。
贾科米泰在创作中，总是力求把现实同想象结合起来，既反对主观现实主义，又反对假客观主义，这很对萨特的路子。“想象”一直是萨特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他在写作中也不断地实践想象同真实的结合。萨特认为贾科米泰的思想与他探究的现象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友谊发展得很快，但贾科米泰不久就回瑞士去了。待到再见面，已是战争结束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