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萨特在《现代》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二部分。他明确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的。在一个大会上，萨特和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并肩坐在一起，波伏瓦和郎兹曼也参加了这个会。萨特在大会上讲了话。
每次听到萨特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波伏瓦都十分激动，因为听众在萨特和她之间造成一种距离感，是他俩单独相处时体会不到的。萨特谈得十分轻松，在波伏瓦听来，每一个句子都像是一个奇迹，引来一阵阵笑声。
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波伏瓦开始有些担心，在与共产党的和解上萨特会不会走得太远，而郎兹曼则十分高兴萨特的转变。后来在他俩的影响下，波伏瓦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１９５４年１月，郎兹曼有两星期假，波伏瓦和他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
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面孔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带来友好的笑容。
这期间，萨特已经超负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医生要他在乡间好好休养一下，但他只是服了几片药。苏联作家邀请萨特５月去莫斯科访问。在此之前，他还要在粕林参加一个世界和平运动的会议。会议的发言，他直到上飞机时才有时间准备。波伏瓦很是为他担心。
在莫斯科，萨特住在民族大饭店，从房间可以看到插满红旗的红场。他目睹了百万人游行庆祝的壮观场面。萨特参观了大学、工厂，同师生、工人座谈，还接受了作家西蒙诺夫的邀请，去他的别墅作客。
宴会使萨特难以承受。一连４个小时，用伏特加向他敬２０次酒，还有各种红葡萄酒。这些陪客煮酒论英雄，以他喝得怎样来评判他是否够朋友。萨特不愿扫他们的兴。
接着去列宁格勒，涅瓦河、宫殿，市容、纪念碑、文化宫，他看得入迷，但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一直没有休息的机会。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路之上吃饭就像过节，没完没了的宴会，无穷无尽的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晚上，一个壮得像头牛的工程师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喝完，他送萨特去机场，当时就瘫倒在路上。萨特获得胜利，但也付出代价。他感到身体有些不适，要求翻译在到达莫斯科后，安排一天休息。
但萨特一走出机场就听见高音喇叭在叫“让─保尔·萨特，……”，原来是西蒙诺夫请萨特吃午饭，而翻译没有提出变更吃饭时间的建议。于是萨特又被拖去吃了一顿饭，又是哗哗直流的葡萄酒。最后西蒙诺夫拿出满满一大盏酒，逼着萨特喝下去。
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独自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了晚上，心脏跳得更加厉害。第二天他被送进了医院。而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的。
这时波伏瓦和郎兹曼在外旅行。回到巴黎，波伏瓦在信箱发现博斯特的一个条子：“见条速来见我！”波伏瓦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情！博斯特告诉她，爱伦堡打电话给这边，让转告萨特的朋友，萨特在莫斯科住院了。打听的结果只知道萨特得的是血压方面的病，不知详情。
波伏瓦同博斯特、奥尔加和郎兹曼去苏联大使馆请文化参赞往莫斯科打电话。那里的官员吃惊地打量着他们说：“你自己不也可以打吗？……”由于铁幕的印象太深了，他们难以相信这位官员的话。但他们还是回到家里，拿起电话，要莫斯科，要医院，要萨特，３分钟后，听到萨特的声音。这让波伏瓦大为吃惊。
“你怎么样？”波伏瓦着急地问。
“我很好，多谢，”萨特的声音听起来还好。
“但……你住在医院，怎么说好呢？”
‘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萨特迷惑不解地问。
波伏瓦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萨特告诉波伏瓦，他确实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但病已经过去了，他不久就会回巴黎。放下电话，波伏瓦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萨特第一次疾病大发作，说明他的身体潜藏着一些可能发生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