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正在对自己的小说作第三次修改。
在完成《第二性》后，她就开始构思这部新作，想让它包容一切，她与生命、死亡、时代、写作、爱情、友谊、旅行的种种关系；她还要把战后那一段既狂热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写下来。这次她决定不赶时间，静下心来细细地写。在写作过程中，她既兴奋又害怕，她把这事看得很重，就像拿生命在作赌注。
到了１９５０年６月底，波伏瓦完成了小说的第二稿。跟以前的习惯作法相反，她一直没有把手稿给萨特看，因为她太重视这次写作了，深切感受到这些文字似乎从自己身上一点点挤出来的痛苦，不愿意任何人看到这些墨迹未干的草稿，即使是萨特也不例外。
在挪威旅行期间，波伏瓦终于把小说手稿给萨特看了。萨特说：“这是你写得最出色的作品！但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认为应该把情节写得更紧凑一些，加一点悬念，还要清楚地揭示人物生死攸关的东西是什么。正如往常一样，波伏瓦相信萨特的判断，决定对整个稿子再次作重大修改。
战后的遭遇使波伏瓦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败感之中，由此产生创作的冲动，就像当年写《女客》一样。她要用文字来估价自己的失败，而且不仅是写自己，也是写一群人，也就是写知识分子，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小说是最难写的。
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是罗伯特和亨利，另外还有一个女主角安娜。在以他们为主线展开情节的同时，还有安娜与刘易斯之间的恋情、亨利与罗伯特的女儿的恋情、亨利与原先的情人波尔等的关系穿插于其中。
读者往往认为亨利的原型是加缪，罗伯特的原型是萨特，安娜的原型是波伏瓦自己，而刘易斯则是阿格林。这种比附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全无根据。小说中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是以纳塔丽为原型，但读者就不一定知道，因为纳塔丽是无名之辈。
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同现实中人一一对号，尽管读者似乎总是有此癖好。实际上，波伏瓦要从自己的生活、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那里获得素材，把它们打碎，然后经过想象的胶合剂使它们再生为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在每一个人物那里，都有着作者波伏瓦的印记，而不仅仅是其中的女主角安娜。
波伏瓦在写小说时，陷入两种情绪的漩涡之中。一方面，她如痴如狂地沉迷在其中，这是她创造的世界，她的生命。另一方面，她对于写作又有些超脱，她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充满饥饿和灾难的世界里感受到文字的苍白无力和自身的软弱。正是这样两种心态的交织使作品获得成功。
它的成功在于完全抛弃了存在于《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中的说教成分。这部小说不想讲什么道理，不想证明任何东西，只是描述了战后的种种生活情状，表现了一些在疑惑和希望的冲突之中的人们，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寻找出路。小说出版时定名为《一代名流》。
这一年，有几个共产党员邀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萨特同意了。亨利·马丁是法共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参加了集会，并提出就此编一本书，搜集有关资料，然后由他逐一作评论，为马丁的辩护提供资料。虽然这书出版时，马丁已被释放，但通过这件事，萨特同共产党人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
萨特决定同共产党站在一起，这是受到一本书的启发，他读了吉耶曼的《１２月２日政变记》。作者把拿破仑三世上台时的各种反应、评论搜集起来，给萨特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意大利度假时，得知巴黎举行反对李奇微就任欧洲盟军总司令的游行示威；当天晚上，当局逮捕了共产党领导人杜洛克，而且是以极其荒谬的理由。萨特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事件，类似拿破仑三世上台。
共产党组织的总罢工也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们弹冠相庆。萨特对此充满憎恨。他回到巴黎时，感到自己非得写点什么，否则就会憋死。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痛斥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
萨特写作时的激情简直吓了波伏瓦一跳。她在给妹妹波佩蒂的信中写道：“在两个星期里，萨特有５个晚上完全没有睡觉；其它的晚上，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这篇文章也发表在《现代》上。它和《答加缪书》一起，宣告了一个时期的结束。以前萨特试图在没有超越所处境况的条件下克服自身冲突，现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萨特和波伏瓦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他们在政治上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