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巴黎后不久，萨特和波伏瓦的出版商邀请他们去意大利米兰一家大型法文书店作演讲。重返意大利！这个念头让他们激动不已。尽管后来书店女经理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等希望他们推迟行期，他们还是如期到达。
在米兰，他们受到当地《政治》杂志编辑部成员的欢迎。这家刊物的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在交谈中没有感到什么隔阂。
他们在米兰观赏了一栋栋砖结构宫殿和教堂。本来可以看到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因为它正在修复，没有开放，使他们深感遗憾。他们还去了科莫湖，去了东戈，导游给他们指点墨索里尼被捕和随从被杀的地方，指着一簇簇鲜花对他们说：“当时，这些花儿都被鲜血染红了！”这些花倒影在碧波之中，摇曳着，似乎在应和着人们的话语，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一切。
邀请他们的出版商是一个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由于法国“吞并”了意大利的领土，他对萨特他们深怀敌意。他预言萨特作演讲一定会遭到公众的毒打，甚至可能被打死。实际上萨特的演讲受到的是热烈的掌声。波伏瓦在书店作的演讲也受到听众的欢迎。这反而使出版商恼羞成怒，他终于向他们暗示，他不打算支付以前答应过的那笔钱，而他们正指望靠这笔钱继续旅行。
这时，另一个出版商得知消息，乘虚而入。他以独家享有在意大利出版萨特著作的条件，向萨特提供了一笔资助。这位出版商还答应驾车送他们去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旅行。在威尼斯，他们住进格兰特饭店，这是他们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住进来的高级地方。在佛罗伦萨，他们长久地徘徊在西尼奥列广场上，月光如水，周围的一切美极，静极。
随后他们去了罗马。萨特在那里作了两场演讲。法国大使馆对他们照顾得周到备至。文化参赞驾车送他们游览湖泊和城堡。在这里，他们同许多意大利社会文化名流交往，更加感受政治层面上意大利同法国的差异。
在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等左派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它们是一个整体。而法国共产党同其它政党的关系是完全敌对的。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阶级阶层关系等因素。在这里，他们感受到意大利人的深厚友谊，而在国内，受到的几乎全是敌视。
正像以前那样，萨特不喜欢过多地游览，而波伏瓦不跑遍所有的景点誓不罢休。回到米兰后，她离开萨特独自游览了３星期。阿尔卑斯山，一个个山头、一间间小屋、一条条小街、……一天晚上，她来到一家小客栈，要求住宿、吃饭。接待者照办了，但一个个面无笑容，一声不吭。而墙上挂着一个年轻人的照片，系着黑纱。
“德国人？”女主人突然问道。
“不，我是法国人，”波伏瓦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作了回答。
这些人的脸色马上变得缓和起来。他们解释说，他们原以为她是德国人，因为她的意大利语似乎带有德国口音。墙上照片中的小伙子是店主的儿子，是被德国人杀害的；他是一个游击队员。
从意大利回到巴黎，萨特和波伏瓦同朋友们常有聚会。一次，波里斯·维昂招待朋友们吃饭。席间，加缪批评梅洛─庞蒂的一篇文章是为苏联的莫斯科审判辩解，而梅洛─庞蒂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萨特在一旁帮着梅洛─庞蒂说了两句，加缪听着不顺耳，起身拔腿就跑，还把门摔得砰然作响。萨特和博斯特连忙追出去，但加缪就是不回头。最后搞得大家不欢而散。
加缪这种大发作是一种名人意识和名人危机感相结合的产物。战后他也获得很大的声誉，渐渐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同时他又意识到这种名人效应不可能永久，而要继续引起轰动，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他要呼吁所有的科学家停止核研究，以防止核战争。
“这不是有点近乎空想吗？“波伏瓦问道。
加缪立即发起脾气来：“当年也有人说巴黎人自己解放巴黎是空想！结果怎么样呢？大胆的就是现实的！”这种动不动就勃然大怒的情况波伏瓦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们同加缪之间本来十分融洽的关系开始蒙上一层阴影。在战后，萨特提倡介入社会生活，开放自我，不回避政治矛盾，直面现实。而加缪仍然习惯于从道德角度看待政治，回避现实矛盾，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
加缪也感受到这种阴影。他常说：“当我同你们在一起时，很谈得来，有很多共识；一旦离开你们，从远处看待你们，就觉得十分隔膜，有时让我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