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贞的日子给到八月十五了，”她笑着，说，“主儿家是曲新长谷的。”人都叫她蓉子。
竟可以笑得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每个了解她身世的人，应该都会这么想罢。
蓉子四十三了，她在一个小工厂里做些杂活，从早上六点多一直得忙到晚上七点。但她依然觉得生活拮据不堪，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而且自己没了丈夫。不过即便是这样，她也觉得比以前好多了。
一切都开始于二十三年前翻过两座荒梁的稀稀疏疏的唢呐声。她被媒婆匆匆打扮一番之后，便被焦急地拉上驴套车，父母简简单单嘱咐“以顺为正”之类的老话儿，蓉子就稀里糊涂地被接到了丈夫家。
正值寒冬，蓉子偷偷瞧了瞧，“……的确不怎么样”——这是媒人介绍丈夫家情况的头一句话。大门外两溜喜联倒也干净利落；门上的漆已剥落了近一半，但也还是红的，不过是铁锈的颜色，稍暗了一些；院里勉强算是有几株梧桐；然而更显眼的是大片大片灰黑色的枯草，“这将来都是要锄的”，蓉子想；院儿里头没几个人，他们都像极了那些半死不活的梧桐一般呆呆站在那儿，只是一边笑一边重复着：“看罢，新媳妇在大门外哩！”
这时房里应声走出来一个人。虽说是严冬，但那人半卷着袖子，显得臃肿肥胖，朝门外张望着；满脸通红——想是喝多了酒罢，厚厚的嘴唇吐出一股热气，又被宽大的鼻翼给吸了进去。那人见来了新媳妇，竟头也不回朝里屋跑去。蓉子突然有些恼火：也不先迎了进去！然而转念又笑了笑：丈夫想是在里头呢。那几间房都是土坯，一字排开。除了里屋还像样儿，其余几间屋子都又老又旧。似乎的确不怎么样。
“那人便是你丈夫，认下了？”媒人笑着说。
“谁！”蓉子有些惊诧。
“才跑进去的那个么，就是他。”
“噢……”蓉子说。
她便这么嫁出去了。
“好歹也是嫁了。”蓉子常常这么想。
后来的日子，实在算不得舒心，丈夫只是一味地喝酒打牌，不怎么管顾家里；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差。“这或许便叫日子罢，总还是要过的。”蓉子跪倒在灶台前生第二个孩子时这么想，“就过去了，再忍忍。”
二女儿小柯百天的晚上，丈夫被几个半醉小伙拖回屋里，蓉子只是看了看，说：“小柯百天你也不知道回来早些。”
本来在椅子上蜷缩成一团的丈夫忽地大喊一声跳起来，猩红浑浊的眼睛狠狠瞪着蓉子，张大的鼻孔中喷出令人作呕的劣质酒的气味，胸前纽扣半开着，通红的胸膛上流着酒精和汗，脚上拖着沾满黄土的布鞋——这便是蓉子的丈夫。
“这时候回来有啥不对？我哪天不是这个样！端饭去。”
“自己端。”蓉子不禁一惊，自己什么时候敢说这样的话。
接着便是丈夫暴跳如雷的怒骂声和耳光干脆的声音，只是不曾听到蓉子一声哀求和哭泣。
“这也许便是日子罢，总还是要过的”，她想，“就过去了，再忍忍。”
四十岁那年，蓉子的儿子小连要上学，蓉子便要丈夫带着小连去了县城，丈夫竟也说自己要去那里找些活儿干。
“看，就过去了罢。”蓉子对自己说。
丈夫确实认认真真地蹲着等活，在民工聚集的那条小巷从早一直蹲到晚上，等哪个人来拍拍他的肩头，说：“走，给我干活，我给你钱。”其实到底有多少来找民工干活的人他说不清楚，甚至有没有他也说不清楚——因为他忙着看别人摇碗儿赌博，心热了便上去玩上几把；输了钱，心冷了，便继续在一旁蹲着看。
过了几天丈夫便彻底死了心，既然找不到，那便算了。但他还是每天去那条小巷，蹲在同样的位置，从早一直蹲到晚。但小连不管这些事，他只要一日三顿饭。丈夫急了，便去做些粗活，再加上每周回去向蓉子要些，这便够了。
“胃癌，”医生说，“晚期了。得手术，不过效果你也清楚。”
“……噢，”蓉子说，“手术费能缓些交么？”
“这个……”医生见她着实可怜，又是同科室医师的亲戚，沉沉地点点头，“我看看吧，你尽快交了。”
蓉子这便回去了，家里虽然剩的钱不多，但足够让医生开刀了。
手术并不理想，癌细胞早已吞噬了蓉子丈夫的脏器，术后三四天，她的丈夫就死了。
丈夫死了，一儿一女都要上学，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又欠下不少债，“唉，过吧，谁教我命苦哩！”
再后来，就是起初提到的，蓉子的长女要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司仪让她说几句告诫新人。
她说：“这就是生活罢，好歹都能活下去的，忍一忍，就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