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继续在巴黎过着战败国人民的生活。为了保有教书的职业，她不得不在一份材料上签字，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她感到厌恶透了，但不得不这样做。她的同事也都这样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佐洛也回到巴黎，继续在路易大帝学校教书。他向波伏瓦吹嘘说贝当非常器重他，这样的吹嘘显然很无聊。这时吉尔也来到巴黎。他同波伏瓦的见解也不一样。他认为不应当指责贝当和维希政府，这样做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使法国处于纳粹的铁蹄之下。波伏瓦同他们谈不来，也就不怎么来往。
奥尔加和万达也都回到巴黎，博斯特同她们在一起。他负伤后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见到博斯特，波伏瓦十分高兴，她有好几个月没有遇到一个男性朋友了。她同博斯特很谈得来，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不久，波伏瓦得到尼赞被杀的消息，具体情况仍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死在前线。他的妻子和孩子逃到美国。波伏瓦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是萨特的好朋友，她同他也有交往。这个一向对死亡有恐惧感的人终于被死神夺去了生命。波伏瓦感叹唏嘘不已。
萨特又来了信，告诉她，他有一个难友，是共产党员，刚刚被释放。萨特把那人的地址给了波伏瓦。她打电话同那人取得了联系，约了见面的时间。那人介绍了萨特在集中营的情况。
战俘的生活条件当然不会好，但并非完全不能忍受。虽然吃的东西很糟，但他不必劳动。萨特利用空闲时间忙于写作。他结交了许多朋友，觉得自己在那里的生活方式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以前萨特在信中大都讲过，波伏瓦是半信半疑。现在听到来人一说，她才算是放心了。
波伏瓦同这人谈到《德苏条约》，并提到尼赞的态度。这人的脸色立即严峻起来。他说，尼赞是叛徒，他退党是因为被内政部收买了。波伏瓦气得不行，同他争辩起来。走的时候她的心情糟透了。
波伏瓦不再为萨特担心了。她重新开始写作，每天都去“圆顶”，结束小说的最后几章。同时她还在读黑格尔。黑格尔使她把自己融进群体，放弃自我，以超脱的姿态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观察自己的生活、对待死亡。另一方面，她感到这种精神状态似乎是自欺欺人。于是她又返回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开始读他的书，感到“我活着，我存在；此时此地，我就是我自己。”
剧院又重新开始演出。奥尔加在迪兰导演的一出戏里扮演一个小角色，但很有戏，她演得不错。１１月中旬，波伏瓦正准备同奥尔加姊妹去剧院看演出，临离开旅馆时突然看到文件夹上有张条子，是萨特集中营的朋友的妻子写来的，上面有萨特的新地址：第１２Ｄ战俘集中营医院。
波伏瓦顿时神色大变：“他住进集中营医院，莫非得了伤寒或什么不治之症？”她赶快去找写条子的女士。那人看到波伏瓦痛苦的表情不禁吓了一跳，得知原委后她不觉哑然失笑：萨特同她的丈夫都在医院，但不是病人，而是在那里协助管理人员工作，那儿吃、住的条件都比军营好得多。这样波伏瓦才放了心。
一旦放了心，她又想起剧院的彩排，于是又往剧院赶。赶到时，第一幕已快结束。坐在红平绒椅子上，看着休息室交谈的人群，波伏瓦脑海中涌现出另一幅图景：一排排稻草床，发烧的身子，众多的尸体，……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萨特又来信了：他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满意，希望尽快返回巴黎，但目前还不能够，因为他正为圣诞节的一出戏剧而忙乎。一旦这事完毕，他就会一刻也不耽搁地返回。
波伏瓦心中稍觉安定，同时又有疑虑：根据他信中的口气，回来的时间完全由他自己确定，难道他打算出逃吗？哨兵、警犬……她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上来了。不过，总的来说，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
几天以后，波伏瓦同迪兰和卡米耶一起在饭馆吃饭，卡米耶大谈她的反犹太主义观点，波伏瓦很生气，差点不等终席就要离去。在迪兰的劝告，她们之间才没有搞得太僵。但波伏瓦一吃完饭就走了，好长时间没有同他们见面。
１１月底，波伏瓦在大街上走着，突然看到一群人围着看布告：一名法国人因对一名德国军官“施以暴力”而被判死刑，于今晨被枪决。看着布告，她想：“在礼貌、和气外表下的狰狞面孔终于暴露出来了！”什么是征服者，什么是战败者，在这个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得到最鲜明的表现。
纳塔丽仍然是那样玩世不恭，她同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学生同居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厌倦了。现在她又嫌波伏瓦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纳塔丽同奥尔加的关系不太好，同万达却很合得来，她们经常一起外出。
纳塔丽对博斯特相当友好，但对他们经常谈萨特而生气。她对波伏瓦说：“你的萨特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天才！”得知萨特被俘，她反而感到高兴。“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萨特被俘，你一定不会理睬我，”她对伤心的波伏瓦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