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解他过去的生活，我和他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越走越近，感情更加巩固和加深。我们的爱没有鲜花，也没有贵重的礼物、金银珠宝，只有思想上的交流。就这样，我们自然成了情侣，然后走向婚姻殿堂。
他也对我谈了今后的打算：希望我毕业后同他一起到徐州教书。他二哥答应在那边作些安排。这一切好像是势成必然，我不能不同意。以后我同他的关系中，在涉及到一些大的事情上，大都形成这种模式：他作决定，我最后不得不同意，尽管心中有不同的想法。这可能是他的年龄比我大的缘故，也是由于他头脑中还有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这固然有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感，同时也不乏一点大男子意识。不过这是到后来我才逐渐体会到的，那时还不会作这种分析。他有时也同我父母单独谈谈。后来我征求母亲的意见，她表示她和父亲都同意我去徐州教书。这样，我们度过一个欢乐美好的假期。
暑假中学校换了校长。很多学生找新校长要求老黄继续任教，新校长就给他下了聘书。他原本打算去市女中教书的，见这情况就留在市师了。新学期市师从牛草坪搬到歌乐山原国立药专的校址，该校在抗战胜利后就搬回原地了。这里的寝室比原先的小一些，八人一间，可以自由组合，当然是平时玩得好的人在一起。在这个寝室中，刚开始几天大家相处得还好，后来我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有时推门进去，她们就不讲话了，我也不好去问她们。
市师有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刘定芳。初中我们就在一个班上。她比我大一点，为人善良和气，又十分低调，特别喜欢我，我就叫她九姐，因为她排行老九。我们一同考进市师，她本来应该和我同班，只是在分班时学校又增设简师班，普师班的学生可以到简师班。她就报名去上简师。我知道后坚决反对，还跟她吵起来了。她坚持要去，我毫无办法。就这样我们分开了。后来简师班撤销，她回到普师班，但和我不同班了。不过我们仍然是最亲密的朋友。我向定芳谈到自己的处境。她告诉我：“现在同学中都传开了你和黄老师好了，还说是你死缠着黄老师，特别是跟你同寝室的张某嚷嚷得特别厉害。”于是我把我和老黄在暑假里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她很高兴地称赞道：“好，好，一个是我们最敬佩的老师，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同学，太好了，太好了！祝愿你们幸福。要得！要得！”她的话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我的个性向来是我行我素，不理会世俗流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我最喜爱的人生格言。从这以后，在学习后的空闲时间里，有时我有意大大方方地到老黄住的宿舍去玩。他房间另有一个老师也姓黄，老黄把我俩的关系告诉了他，这位黄老师人也很好，看见我去就借故离开，以后搬到别的房间住去了。
每逢星期天我们都去歌乐山玩耍。我们学校离歌乐山还有几里地，叫小歌乐山。歌乐山上遍布一幢幢小洋楼，大小参差不一，有的还有庭院。最大的好像说是陈诚的，像一座碉堡。这些洋楼大都是国民党当官的在抗战时期居住的，现在他们都回去了，遗留下来，也无人看守，游人可以随便出入。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随处都可以休息。饿了就在山脚下的街上买几个烧饼吃。那是一个北方人做的，饼有多层，香喷喷的，对我们两个穷学生来说是美味佳肴。水果就是小地瓜。现在想来，世上没有比歌乐山更好吃的地瓜了，不太大，又甜又嫩，还很便宜。这样我们的花费很节省。我每个月母亲给的零花钱不多，他虽然有工资，要积攒下来用作去徐州的路费。所以不敢多花钱。但我们过得很快乐。
此外的空余时间被两个同学占用了。她们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武汉人，总是拉着我一起复习功课，实际上是她们不懂，要我再教教她们，对我自己来说，并不需要像这样恶补。明知如此，我还是毫无保留地给她们帮助。这也成了我一生做人的风格，乐于助人，不计利害，有时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黄忠晶）
一天训育主任找我谈话，问我和老黄是怎么回事。我很爽快地回答：“谈恋爱。”他劝我不要上当受骗。可能他也是好心，因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确实有些男人家有妻小，又在重庆找一个“抗战夫人”。我说：“我知道，我了解他；他不会骗我，而且我家里也同意。”他就没再说什么。
毕业考试结束了。我们只等发毕业证，然后就可以离校。老黄这学期教的全是毕业班的课，也没什么事可做。一个星期天，作为告别，我们在歌乐山的一家餐馆请刘定芳吃饭。吃完饭，天快黑了，我们一起回学校。我和定芳走在前面，老黄一人跟在后面。沿途很少遇到人，快到宿舍时，见一个男生坐在操场边上，我们也没在意，继续往前走。定芳回到她的宿舍，我向老黄的宿舍走去，站在门口等他来。他很快就跟上来了，后面还带了个男生。把门打开后，他对那个男生大喝一声：“跪下！”那个男生竟然真的跪下了。声音非常大。我吓了一跳。我们班的教室就在隔壁，有几个同学就从教室跑出来了。我看这局面很难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好轻轻把门关上。转过身来，我叫那个学生起来，并说：“你走吧！”他这才起来推门走出去。我又把门关上，问老黄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老黄说，在我和定芳走过去后，这小子口出秽言，说什么“一箭双雕”，让他听见了。这不是对我们爱情的污蔑吗？我觉得他这样处理这事不够冷静，是不应该的；同时又认为他这样维护我们的爱情也很难能可贵。接下来他对我说：“我们结婚吧！”这就是他对我的求婚，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是194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商定，元旦一大早就去报馆登个启事，通告天下我们结婚了。结婚启事很简单，上面写着我俩的姓名，下面写上：“我们定于1947年元旦在南泉举行旅行结婚，特此敬告诸亲友。”元旦这天登报结婚的人还特别多，我们首先去了大公报报馆，被告知结婚广告已满。接着去了几家报馆都是已满，最后在益世报报馆才登上。
这天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她把这事告诉父亲后，他很恼火。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大人商量；我们同意他们的婚姻，至少也应该举行一个婚礼，怎么就随便登报完事了呢？好在父母住楼上，我和妹妹住楼下。父亲生气只有发在母亲身上，说是她把我惯成这样的。我就装着没听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两人去了南温泉，找了一家旅社住下，那就是我们的新房了。他仍然是平时穿的中山装，我穿的仍然是用学校发的布做的一件旗袍。我们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它一直被保存到现在。晚上我们买了半只鸡、一小瓶桂花酒，酒倒在两个小茶杯里面，我们高高兴兴地喝完了它，我们的婚宴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上清寺我大哥家。大哥不在家，我们把情况告诉了大嫂，住了几天才回家。这时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气也消了一些。家里办了几桌酒席，父亲通知就近的亲友，说我们在上清寺大哥那里已经举行了婚礼，为了方便再到这里来请他们，就此挽回一点面子。
以后就开始准备回徐州去。他天天外出买票。票太难买了：船票买不到，飞机票买不到。后来打听到，可以坐长途汽车到长沙，由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再由武汉坐船到南京，最后从南京坐火车去徐州。最后只买到大年三十由重庆到长沙的两张汽车票。我俩商量，过年不过年都无所谓，买到车票就走吧。于是我们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和两个箱子就上路了。一个白藤皮的小箱子装满了他的书；一个皮箱装的是我俩的换洗衣服和母亲给的几床新被面和被里等。大哥送我们去海棠溪上了汽车，从此我就踏上和他共同生活的旅程。
(段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