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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辈子(八、在武汉)

  由于打仗,学校停课了。此前二哥跟他提起过,在湖北有个熟人开煤矿,缺乏技术人员,想请他去当工程师,负责煤矿的技术工作。他觉得自己本来是学矿冶的,专业就这样荒废了也很可惜,就有些动心。既然学校的情况是这样,他就决定去湖北。

  我们卖掉所有的东西,首先来到南京,在二哥家住了大半个月,买好火车票,是从南京到杭州,再转车到武汉。到杭州后住在二哥一个同事家里,他叫柳中池,是四川老乡,待我们很热情,陪我们去各景点游玩。我们到过苏堤、白堤。我抱着儿子,他一岁多一点,脚上穿着毛线鞋袜,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一只。我们还到过岳王坟、灵隐寺、一线天。柳大哥还选了一个月朗星稀的好天气陪我们去湖心亭、三潭印月。12月份的杭州不冷不热,给人以深秋的感觉。皓月当空,与湖水相辉映,至今我仍可忆起当年的美妙景色。景色虽然秀美迷人,我不堪其累,因为儿子只认准我一个人抱,别人要抱他就大哭大叫。所以最后一天去雷峰塔,我就没有参加。在杭州呆了大约一星期,我们坐火车直达武汉。

  到武汉后我们直接去建昌煤矿报到,公司设在汉口郝梦麟路。老板全家和高级职员都住在这幢房屋里。老板姓施,对我们还算客气,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住房。职员和家属不用自己起火,全由老板管饭。我们比较受优待,跟老板一桌吃饭。老板一家都是江苏无锡人,施太太长得很漂亮,穿着打扮很时髦,每天都是浓妆艳抹的。据说她原来是个护士,有一个小孩,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由保姆袁嫂带着。袁嫂是北方人,性格直爽,我和她熟悉后关系比较好。但跟那些太太们的关系就比较生疏,因为她们每天的消遣大都是在打麻将,而我不但不会打,而且特别讨厌它。我大哥就是因为沉迷于赌博而不务正业,这也是造成我们家庭没落的一个原因。

  每天除了带着孩子玩耍以外,其余时间仍然是看小说。我开始教儿子认简单的字,方法是用火柴棍摆在地上,摆出“一、二、三、四、五、人、大、小”等最简单的字,他记住了我就夸奖他。他很高兴,愿意跟我玩这种游戏。有时我也带他上街转转。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在武汉人生地不熟,难找事做,我想回重庆去工作,就写信给刘定芳,请她帮忙。她很快就回信说,工作给我找好了,房子也给我租好了,连米都给我买了,要我尽快回去。她还说,同学们听说我要回来都很高兴。老黄回来,我把定芳的信给他看了,他不同意我走,此事只得作罢。以后还有多次机会,都是由于他不同意而未能成行。

  不过他自己在这个煤矿工作也不顺利。在煤矿掌握实权的是一位姓刘的矿长,而技术上说了算的是一个也姓刘的矿师。他什么事情都插不上手。而且这里生产非常落后,井下照明点的是油灯,非常危险。尽管他无法开展工作,还是每天下井了解情况。这里的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很值得研究,于是他不断地作记录,了解煤层各种不同的走向。

  那位刘矿长见他懂技术,怕他上去后老板不再看重自己,就在老板面前进谗言,说他不起什么作用。本来老板对我们十分客气,是想让他取代那位矿师;但这人又是个把头,手下有一帮子人,老板也不敢惹他,再加上刘矿长有意排挤,老板就觉得老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待他越来越冷淡,他很难工作下去。所以他也想离开这里。但在武汉人地生疏,很难找到工作。

  来煤矿后我们只领过一个月的工资,20块大洋。以后就没有发过工资。据了解,老板拖欠工人几个月的工资是常事,但我们没有钱,拖不起,以前在徐州带的一点积蓄在来的路上几乎花光。现在尽管吃饭不成问题,但孩子经常害病,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一次烧,打一针“盘尼西林”就是一块大洋。我们手头非常拮据。而老板家里是歌舞升平,每天照样打麻将,时常吃西餐,去舞厅娱乐一番。开始时他们还邀请我参加,我从来没有这种生活习惯,也不会打麻将、跳舞,这些我都推辞了。慢慢地,我们和老板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次袁嫂告诉我,施太太说:“黄先生有什么了不起?他太太还那么大的架子。”以后想起来,由于我不去迎合和讨好他们,也加深了他们对老黄的不满,使得他的处境更为困难。但我本性如此,不可能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以后在别的地方,这种互相影响对方处境的情况还有发生,这是后话。

  一天我抱着儿子在门口玩耍,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好像是初中教我的夏老师。这时他也看着我,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你是不是夏老师?”“你是不是段辉智?”这真是他乡遇良师,教我如何不高兴!得知我就住在这里,他说:“我住在大连路,很近,到我家坐坐。”我欣然前往。他家有四口人。他母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他太太很贤惠,还是我们四川老乡,相见之下更是亲切。一个小女儿叫妞妞,十分可爱。他问我的现状,我一五一十地统统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时间不长了,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时已是1949年3、4月的样子。他的意思是,快解放了,解放就好了。这种话只能意会,是不能言传的。我很相信他的话。以前他告诉我们,抗战一定会胜利,不是就胜利了吗?他这话也不会假的。我在他家玩了很久一阵子才回家,心情舒畅多了。

  过了几天老黄从矿上回来看我们。在饭桌上,老板说:“现在大学生摆地摊、卖香烟的多的是!”他深受刺激,回到房里很生气地对我说:“这里是不能呆下去了,实在不行我去踩三轮车!”我把遇见夏老师的事告诉他,要他马上同我一起去夏老师家。去后他和夏老师谈得十分投机。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弄得民不聊生、社会之黑暗痛恨不已,但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不过总希望那是一丝曙光吧。

  5月武汉解放前夕,老板家有些紧张,好像是在藏一些值钱的东西到暗楼上,弄得十分神秘。我们是无所谓,只有几本旧书、几件换洗衣裳而已。听夏老师所说,解放军打进武汉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没有什么可怕的。很快解放军进了城。看见他们整整齐齐列队前进,我们抱着孩子在街道两旁,和广大市民一起欢迎。

  第二天下午,老黄从老板那里回来,一进门就说他咯血了。(后来才知道,老板指责他头一天解放军进城,他不该回城来,应该守在矿上。他很生气,跟老板争吵了几句,这才发病。)我吓得要命,赶快告诉施会计,要送他上医院,同时请袁嫂把小孩送到夏老师家请他们帮忙照应。他进了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利济路。刚开始他不停地咯血,打针吃药后,血才慢慢止住,尽管痰中仍然带血,已不是大口大口吐了。第二天我看他平和了一些,就准备回夏老师家,给他们讲讲情况,还得给他操办点饮食。

  那时没有公交车,汉口从利济路到三元里才是市区,再往前就是农村了,十分荒芜,没有商店,大连路夏老师家在三元里附近。我回到夏老师家准备病人一天的饮食,再去医院守着他,来回都是坐马车,药费全部是自己出。这一切都需要钱。但我哪儿来的钱呢?工资没有发,据说职工生病不上班是没有工资的。夏老师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总是几块几块大洋给我,估计我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就又给一点。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老黄的病慢慢好起来,住了半个多月,终于可以出院了。这期间矿里的沙宪明同志代表一些关心我们的职工来看我们,还送了点钱。而住我们楼上的老板却从未看过我们,也不过问此事。

  病好之后他就上班去了。大约7月份,他的一个表弟周庆福身穿解放军军装来家里找我们。他说,他们有几个同志准备前往重庆工作,考虑到那里尚未解放,初去没有地方落脚,看我愿不愿意随他们一起去作为掩护;重庆解放后工作可以由我挑。我听后太高兴了。武汉解放后,招生、招工的广告很多,如湖北革大招生,我本想去报名,他总说你去学习孩子怎么办,我只有作罢。还有鞍钢也在武汉招人,也很适合于他,但考虑到拖家带口、千里迢迢,也作罢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就赶紧找他回来商量。他反复考虑后还是认为不妥:一是我们分开在两地,一个在解放区,一个在国统区,不方便;二是穿越火线,带着孩子不方便;三是解放军来找我,老板看在眼里,会不会向国民党通风报信来陷害我们。最后这一条让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妥。庆福再来找我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我们有几个朋友来重庆,请他们好好招待。后来听我二哥说,庆福他庆福在市军管会工作,觉得我的家人可靠,对革命有帮助,曾介绍我大哥去军管会当通讯员,他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而没有去。二哥仍回重庆汽修厂工作。庆福后来也调离了重庆。

  大约9月,一天老板找到我说,政府派了一个代表需要安排,要我把住房腾出来,我们搬到厕所旁一个阴暗的杂物间住。我十分气愤,向夏老师讲了这事,夏老师两口子都说,他家房屋很宽,要我们搬到他家住。这样我们就住进夏老师家。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再加上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身体非常虚弱。

  十月国庆节前,湖北省工业厅接管了建昌煤矿。这段时间,老黄很少回家,非常忙。据他说接管过程比较复杂,他是职工代表之一,是站在政府这边的,接管后政府任命他为公务股长,负责全矿技术工作。过年时他在家也没呆几天。由于我的身体不好,过年不久孩子就早产了,只有7个月。那时也没钱住医院,他有个同事叫施凤鸣,太太叫高梅影,原来是个护士,跟我是好姐妹,就来帮我接生。孩子出生后很瘦小,哭声很微弱。夏老师的母亲说,生孩子怎么没听见孩子哭呢?

  我身体不好,奶水也不多,孩子身体不见长,我很着急。高梅影帮我把孩子带到武汉最好的一个儿科医生那里,医生检查的结论是,孩子没有病,只是缺乏营养。幸好这时重庆已经解放,我写信给母亲说了我的困难情况,她给我寄了点钱来。这笔钱主要给孩子买牛奶喝。孩子慢慢长好起来。

  不久高梅影参加了工作,在武汉市第一医院。以后我又见过她两次,她和我谈起来很高兴。由于工作积极,她已提升为护士长。以后我离开了武汉,没有机会见面,但我心中从来没有忘记她。退休以后,不知老黄从哪里打听到施凤鸣单位职工宿舍的地址,就在武圣路。我们沿路寻找,居然给找着了,在一栋楼房的七楼。我们异常惊喜。开门的果然是施凤鸣。进屋后发现只有他一人,他说高梅影走了。当时我就惊呆了。他让我们坐下,接着谈起分别后的一些情况。“文革”中高梅影受到冲击,精神失常,从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听后我不觉泪流满面。她是个多好、多单纯的人啊,竟成了十年浩劫的牺牲品。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因为我的遭遇跟她是一样的。

  大约是1950年3月,老黄回来说,矿里非常忙,没时间回家,政府号召以矿为家,就把家搬到矿上去吧。我想,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住在夏老师家也不是个办法,那就跟他去矿山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夏老师家。

  解放前夏老师一直在家闲着,没有工作。武汉解放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工作,听说是在房管局。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总是喜气洋洋的,有时骑在车上还轻轻地哼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同夏师母闲谈中,我知道了夏老师以前的一些情况。他毕业于中国大学,是河南信阳人,家中很有钱,在读大学时受到共产党学生的影响,倾向于共产党,他家已经多年不向佃户收租,他还经常资助共产党的活动经费。

  忘不了夏老师的恩情,我们搬走后有时还去探望他。在调离武汉时我们去跟他告别,那时他家已由大连路搬到离江汉路不远的一个比较好的里弄。夏老师身体很健康,而夏师母卧病在床。一些年后,我们出差到武汉时去找他,原来的住处已经换了人,新住户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大约是1960年,我到江汉路百货大楼买鞋,在卖鞋的柜台见到了夏师母,她是那里的营业员。我不禁喜出望外,同她交谈起来。问起夏老师,她说他已去世了,是在1956年。当时我太感意外,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又问了她和妞妞的情况,她说还好,她的姨妈在照料她们。由于她在上班,不便多谈,我就要了她的地址,打算下午去她家拜访。

  下午我买了点礼物,向她说的里弄走去,也在江汉路附近。快要到的时候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我不知道夏师母是否又结婚了,如果是这样我应该怎样对待呢?我最敬重的是夏老师呀!去还是不去,我定不下来,在那条人行道上来回走了十多趟,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去,离开了那里。后来想起这事,觉得自己做得不对,思想太狭隘了。再要去找夏师母,她给的地址是写在鞋盒上,给家人扔了。以后多次去百货大楼都没有看见她。我真是后悔莫及,这也是我一生的遗憾,想起来十分自责。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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