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的这天是个好日子，阳光灿烂。重庆冬天的气候仍然很暖和。路旁树木青枝绿叶、郁郁葱葱，一片片油菜田就像金黄色的海洋，景色美极了。开了一段路后，汽车开始爬坡，路面变得越来越潮湿。再往上走，路两旁已经可以看见露珠。然后开始出现冰雪。路边的雪越来越厚，时不时可以看到露出雪面的一些红色小果子，更增添了这雪景的迷人之处，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正在翻越四川盆地的雪山。
翻过雪山又是寻常境界了。当晚在一个城市住了一夜（我不记得它的名字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继续前行。车还没有开出城外，在一个成90度角的弯路口，汽车没有转弯，而是径直往前冲去，撞上一家房屋才停了下来，算是给它拜了一个早年。我们乘客虽然受到极大惊吓，幸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大家只好回到住处，上了另外派的一辆车。在车上，有乘客经常走这条路，了解情况，对大家说，那个司机昨晚赌了一夜，所以开车就出了事；我们还算是万幸的；前面就是白马山，那里悬崖峭壁，万丈深渊，经常出事，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车毁人亡。他说得我们再也不敢往车外看了。幸好我们命大，往后一直开到长沙，有两三天时间，这车也没出什么事。到长沙天色已晚，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直奔火车站。
在火车站排队买票，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卖票的窗口都没打开。只看见铁路上往来的车辆大都是军车，异常繁忙。好不容易说有一趟客车是开往武汉的，窗口打开卖了几张票就不卖了，说是卖完了。在外排队的乘客就闹了起来，逼着售票员卖票。售票员被逼无奈，就说，马上开车了，你们一定要买，上不了车我们是不退票的。有些人听这话就不买了。我们是非买不可；如果不走，住不起这旅店。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张票，直奔站台而去。我们推就近车厢的门，怎么也推不开；接着推下一个车厢的门，还是不开。后来他看见旁边厕所的窗户开着，就拿着行李往上扔，而上面的人把行李往下推。他放下行李，爬上窗口大声吼道：“你要再往下推，我就揍你！”厕所里的几个人大概是看见他人高马大不好惹，就不再往下推了。他先把行李扔上去，接着又把我推上去，再把箱子往上递，最后他才上来。上车不久，车就开动了。这算是厕所成全了我们。
厕所的人挤得满满的，不能久呆，于是他拿着两个箱子，我拿着行李卷走出厕所，走进车厢。那里也是挤得满满的，不但座位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也没有一点空余之地，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跟前的一个人躺着，占了较大一块地方。他就用脚把这人轻轻碰了一下，不客气地说：“起来吧，人家坐的地方都没有，你能躺着吗？”那人可能也是见他个子高大不好惹，就乖乖地坐了起来，让出一点地方。我们把箱子、行李放下，坐在上面，就这样到了武汉。
到武汉时，我们的钱花光了，没有去南京的船费了。怎么办呢？幸好还是我的母亲救了命。按照当时的习惯，新郎、新娘在婚礼上是要交换戒指的。虽然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她还是打了一个刻有老黄姓名的金戒指给了我。这是我俩唯一值钱的东西，可以卖点钱。我们用卖戒指的钱买了两张五等舱的船票，把自己的行李铺在甲板上当卧铺，就这样到了南京。
到南京后在他二哥家住了几天。我们逛了玄武湖，划了划船。二哥给我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就是国立徐州师范，他教普师的物理，我教简师的化学和代数。接着我们去了徐州，向学校报了到。因为跟二哥熟识，校长对我们比较客气，给我们安排了一间住房。老黄说，离开学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多年没有回家，得回去看看。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先坐汽车到沛县的一个集镇，再坐马车到家里。一路上风沙很大， 尘土飞扬。隆冬时节，看到的是一片冻土，非常萧瑟凄凉的样子，是我以前从未看到过的，难怪苏东坡在徐州做官时称这里为“穷山恶水”。
到了他家，从门口进去，第一进是外人住的，通过一个过道才是他家。家里是个四合院，堂屋三间，两边各有两间厢房，与堂屋相对的是厨房和杂屋等。中间院子不大，靠右边有棵石榴树。房屋比较破旧矮小，灰蒙蒙的，远不如我外婆家敞亮。
我们到家后，一家老小在一起述说别离之情，十分亲热。父亲在抗战时期去世了。兄嫂们对我们非常好，把我们当客人招待。吃饭时我俩和他两个哥哥在堂屋吃，而四个嫂嫂在自家房里吃。堂屋桌上是四碟菜，其中有一盘狗肉是沛县特产。菜的数量不多。可见跟南方相比，北方的生活还是差一些。有人说北方一个地主不如南方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确如此。在他家住了几天，开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回到学校。
开学后一切都很顺利。教书对我俩来说都不是困难的的事。这里学生的年龄都很大，有的简师学生看起来比我还大，课堂纪律很好。1947年物价飞涨，学校发的工资是纸币。我俩从来没有当家管过生活，拿到工资就往箱子里一放；也从未做过饭，每天在街上买着吃，吃得很简单，吃点面条、烧饼，再喝一碗像糊糊样的汤。就这样到月底还是把工资花得精光。记得有一天，吃饭之前，我打开箱子一看，没有钱了。我俩登时傻了眼，于是各自摸自己的口袋。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我俩惊喜得拥抱在一起笑了起来：我们终于又有饭吃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一天我病倒了：头痛得特别厉害。他找了一位熟悉的医生来看说是高度贫血，需要休息。我就不能讲课了。他把我教的课全部承担起来。我们住的这间房很不方便，既没有厨房、厕所，又紧靠着教室，我们想另找房住。一位姓蓝的学生说她家有一间房可以让出来给我们住，地方离黄河旧河道不远，在一个大杂院内。这样我们就搬了进去。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贫血，而是因为怀孕引起的妊娠反应，过一段时间也就逐渐缓解了。他既然把我的课全部承接下来，也不愿意我再回学校工作，劝我就在家中休养。但我也不能闲着，于是买来油盐柴米炊具等开始学着做饭。房东蓝太太为人很好，十分和善，处处帮我。徐州人常吃的主食是用鏊子煎的饼加稀饭。饼我吃不惯，但我们那位先生得吃呀。好在我有稀饭就可以了。饼是蓝太太帮我煎的，我们有时也吃点米饭。菜不会做，随便弄熟了，可以吃就行了。好在他从不挑剔，不加评论。一次我买了豆腐，不知该如何放作料，就把盐、酱、醋等一样放一点。我尝了尝，有点酸酸的，不是正味道。想起四川有句俗话“正做不做，豆腐拌醋”，我不觉失声而笑。他吃起来仍然是不说什么，照单全收。
他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吃完一碗饭，还要添饭时，他从不自己添，尽管饭就放在桌上。他把碗递给我，要我给他添。开始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对他说：“你自己添吧。”他就笑嘻嘻地对我说：“谢谢！谢谢！”这样我只好给他添。这反映了他的大男子意识，妻子是应该伺候丈夫的。不过这里也有另一种成分：他希望我以这种方式表示对他的爱；或者说，他需要这种爱。母亲是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人，母亲去世后，对于这种爱的需要，只能从妻子那里获得，所以这种要求中也含有对于母爱的需要。不过这都是许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悟出来的。当时只是顺从了他的要求，以后就成了习惯。不过他也会帮我做些事，例如洗澡前给我打上洗澡水，洗完澡后把洗澡水倒掉；到河边洗衣服时帮我提篮子，洗完后再给我提回来。家里用水要到街上供水点去接，然后挑回来。他虽然长得高大，却没有挑过担子，也挑不起一担水，只好我们两人抬，他抬一大半，这比他一个人提要轻松得多。我们的生活虽然平淡穷困，却过得很甜蜜。
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战场就在徐州外围。国民党军队云集徐州，徐州住房紧张到极点。军队强占民房是寻常的事。当兵的只需在大门上画一个圈，这间房就被军队征用了，过不多久就会有人住进来。蓝太太之所以让我们住进来，不是因为她有多余的房间，而是让我们给她占住一间房。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很担心，因为她的堂屋比较空，仍然可能被军队占用。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我先生想了一个办法：他二哥是蒙藏月刊主编，他就找了一块长木板，糊上厚厚的一层纸，用毛笔写上“蒙藏月刊社驻徐州通讯处”，挂在门旁。又找了一个书桌，放上几本书，桌前放一把椅子。只要听见或看见有士兵来圈房子，我就煞有介事地坐在椅子上“办起公”来。那士兵伸进头来，看看我，再望望牌子，也就不再画圈了。
到徐州后，他武大几个同学，现在大都在教书，成了我家的常客，在星期天或平时的晚上来我家坐坐，发发牢骚，聊些民间传说之类的话题，我也喜欢参与其中，主要是听。他们对我并不见外，还很羡慕我们不受任何束缚的二人生活。我家俨然成了一个小沙龙。有时他们去游玩，我也随着一起去；去玩过云龙山，还看过一场电影。不过电影院里大都是士兵，秩序很乱，很难看下去。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
天渐渐热起来，蓝太太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里实在是住不下去，我们只得另找地方住。他一个同学家有间仓库可以腾出来让我们暂住，尽管条件很差，我们只得暂时住下。据说徐州女师的条件比徐州师范要好一些，他二哥同校长也比较熟，就介绍他到女师教书。女师分给我们一间房，就在离霸王楼不远处，苏姑墓旁。我去霸王楼看过，已经是破旧不堪，苏姑墓前枯草丛生，一片凄凉。
1947年10月20日，我们从那个仓库搬往女师。我是坐一辆人力车。大概是路上颠簸所致，当晚就发作了，被立即送往医院，生了我们的大孩子。在这之前不久，他请老家找个人来照料我，是一个远方嫂子，我们叫她长四嫂，人很好，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住了几天医院准备出院，他打开箱子一看，我们的积蓄还不够交医院费用的，尽管这几个月来，我们都是省吃俭用，一点也不敢乱花钱，而且他一人干了两人的活。这是由于物价飞涨，钱放在箱子里就大大地贬了值。
生了小孩后，在月子里也不知道怎样调养。长四嫂来自贫穷农村，也不懂怎样保证孕妇的基本营养。她每天弄几条小鲫鱼烧点汤，说是好发奶，此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本来身体比较瘦弱的我，满月之后，两条腿走起路来像是踩棉花似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有了孩子花费就更大了，我们的钱怎么够用呢？幸好隔壁住的王太太很会理财。她告诉我怎样让工资保值。我同她一起上街，到店铺买东西，布匹、米面、小麦等等，她说买什么我就照办。当时店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顾客买的货物是可以不拿走的，随着物价上涨，顾客需要用钱时可以把货物再卖给店主，店主按照涨后的价格给顾客现金。这样顾客就可以免除物价上涨的太大损失。再加上我们这位先生十分勤劳，除了在女师教书外，还在一所私立学校代课。（他的课教得好，学生传了出去，就有学校来请。）这样我们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开始略有节余。
儿子长得白白胖胖的，很可爱。下课休息时，来我家的学生络绎不绝，她们把孩子抱到各个教室去玩。孩子在桌子上站不稳，总是不停地跳动，她们就叫他“密思特黄”（黄先生）或“密斯弹簧”（弹簧小姐），害得给我们照看孩子的侄女玉娃不得不四处寻找他。学生跟我们相处融洽，很喜欢我们这位先生，有人还把我们值得保存的相片偷偷拿走了，我们也无法找回，只得作罢。
邻居何太太只有两个女儿，且都大了，她特别喜欢我们的儿子，几乎每天都离不开他，只要有空就来给我帮忙。后来我们就让儿子认她做干妈。到了星期天，家里又多了一些客人。一个是他大嫂冯曙光，带着她的女儿；一个是他表妹蒋瑞云。她们都在徐州工作。家里更加热闹。我们从来都不在意金钱。手上宽裕一点后，我们有时给老家的兄嫂送点小礼物，买点洋布带回去；那时洋布对农村来说也算是好东西了。
暑假过了一半，儿子也快到一岁，奶不多，需要添较多的辅食。我不想继续在家闲呆着，希望出去工作。开始他不太同意，说孩子还小。我说，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愿意当太太的人。最后他同意了。一个亲戚介绍我到女师附小教算术和音乐。小学音乐我没教过，我得准备准备。正好宿舍旁有一个音乐室，里面有风琴。我找了本书，选了几首歌曲，趁着儿子熟睡时，将洗好的衣服晾在走廊上后，就去了音乐室练习风琴了。因为怕儿子醒了，就没有把装衣服的脸盆拿回去，而是放在走廊上。练了一会儿，听见他在外面大声喊叫，我赶快出来。他说：“孩子醒了你也不管！”我赶快跑回去，把孩子抱起来，再回头一看，脸盆已不见了。学校院子前面住着国民党的兵，肯定是他们拿走了。他非常生气，由于从小过的都是苦日子，他把东西看得很珍贵。大概是没法出气，他把那只旧皮箱拖进拖出，弄了好几遍。当时我是哭笑不得。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要想真正做个有人格的人，就必须努力自立，不可依靠任何人。这当然是一件小事，很快就过去了。在领第一个月工资的路上，我买了一个脸盆还给他，此外还给儿子买了几件小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