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学院是纽约市政府主管的一所学校。到这个学院上学的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是犹太教徒，而学院的奖学金几乎都给了犹太教徒，从而引起天主教徒的公愤。实际上学院受梵蒂冈控制，纽约市政府不过是其傀儡而已。然而学院的教授们要装出一副充满学术自由的样子，于是推荐我来这个学校。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十分气愤地抗议该学院聘请我，而一些神父也告知警察，我应该对当地犯罪者的行为负责。有一个妇女的女儿在学院某个系读书，我跟这个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却被人唆使对我提出控告，说我来到这个学院会危害她女儿的贞操。她控告的对象不是我，而是纽约市政府。我想让自己成为这个案子的一方，但他们对我说，此事与我无关。尽管市政府名义上是被告，其实它非常希望自己败诉，正像那位妇女希望自己胜诉一样。原告律师指责我的作品“具有挑逗性、淫秽、黄色、刺激性欲、色情狂、诱惑人心、言辞无礼、精神狭隘、立论虚假、道德沦丧”。这个案子交给一个爱尔兰人审理，他判决我败诉，并加了一些辱骂之词。我要上诉，但纽约市政府拒绝了。指控我的理由真是千奇百怪。例如，之所以说我邪恶、不讲道德，是因为我说过，小孩有手淫行为时不应该遭到处罚。
这是美国人组织起来，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的迫害。纽约一个户籍管理人员公开宣称，应该将我“涂上油漆，粘上羽毛，赶出这个国家”。她的话代表了一般公众对我的憎恨。在美国任何地方，我都成了一个瘟神，人们见到我就赶快躲开。本来我是被聘请来讲学的，但只有迫害前的一个聘请合同兑了现。那位邀请我来的犹太教教士撕毁了合同，不过我并不责怪他。即使我去讲学，管教学大楼的人也会拒绝我使用教室；我在任何地方露面，都可能遭到一伙天主教暴徒的围攻，而警察会拍手叫好。没有一家报刊愿意发表我的文章，突然间我被剥夺了一切谋生手段。我无法从英国搞到钱，这就让我完全陷入绝境，特别是还有三个孩子要靠我养活。美国许多思想上比较开放的教授都对我表示同情，对法院的判决表示抗议，但他们全都以为，既然我是一个贵族，肯定有祖上的遗产，生活条件一定不错。只有一个人给了我实际帮助，那就是巴恩斯博士。他跟我签订了5年的聘用合同，让我在他的基金会讲授哲学。这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此前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法从英国搞到钱；返回英国也不可能：我不希望三个孩子回到正在遭受纳粹猛烈轰炸的土地上去，即使能为他们筹到一笔路费，回去也不能维持长期生活。最后似乎只能让约翰和凯蒂辍学，在朋友善意帮助下勉强度日。巴恩斯博士把我从这一可怕的前景中解救出来。
1940年秋季，我到哈佛大学作为威廉。詹姆士讲座而授课。这是在那场官司前就定好的事情。也许哈佛大学为这一聘约合同而感到后悔，不过他们还是很有礼貌的，没有表现出来。
巴恩斯博士为人有些怪。在接受他的聘请前，就有人提醒我，说巴恩斯过不多久就会对与之交往的人厌倦，因此我要求跟他订一个5年合同。1942年12月28日，我接到他的一个书面通知：我的聘期将在1月1日终止。这样我的生活又一次陷入困境。不错，我手中有那份为期5年的合同，律师也认为通过法庭我可以获得足够的赔偿，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在美国，而这段时间我却得想法维持生活。
1943年的头几个月，我的手头开始拮据起来，不过情况还不像我担心的那样严重。我们把自己不错的住房租了出去，搬到一间小房居住，那原来是一对黑人夫妻准备住的。这时纽约学院的那件麻烦事开始被人们所淡忘，我能够在纽约和其它地方获得一些临时讲学的机会。最先冲破禁令的，是布林.莫尔学院的维斯教授，他邀请我去讲一门课，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次，我手头的钱只够买一张去纽约的单程车票，拿到讲课费后才有钱买返程票。我的《西方哲学史》已经快完成了，我写信问美国的出版商W.诺顿，他可否考虑到我经济上的困难而预付一些稿费。他回信说，由于对约翰和凯蒂的喜爱，也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好意，他愿意预付500美元的稿费。但我认为，也许从别的出版社可以获得更多的预付稿费，于是同西蒙和舒斯特联系，此前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同意马上预付2000美元，半年后再付1000美元。这时约翰在哈佛上学，凯蒂在拉德克里夫学院上学。我原来担心由于缺钱，也许会让他们辍学，由于西蒙和舒斯特的慷慨解囊，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了。这一时期我还从一些朋友那里借了些钱，幸运的是，不久我就有能力还了这些借款。
我在美国的最后日子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我们在那里的湖边有一栋小房子。在这期间，我同爱因斯坦相处得比较熟了。通常每个星期我去他的住处一次，同他、哥德尔和包利三人进行讨论。不过这些讨论让我有些失望：他们三人都是犹太人，都是流亡到美国，应该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我觉得他们都带有德国人那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尽管我和他们都尽了全力，仍然无法找到我们进行讨论的共同前提。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