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特是一个和平正义者，她致力于反对服兵役协会的工作，为此不怕花费时间。她的职业是演员，年轻而漂亮，舞台演出大获成功，而当战争来临时，她却一整天一整天地花在反对服兵役工作上，如在信封上写姓名地址等。得知这些情况，我设法去进一步结识她。在一个和平主义者举办的宴会上我再次见到她。饭后我同她还有其他人一起来到她的住处。这时我已经被她所深深吸引，却没有机会来表达这种感情。我只是对她说，我要到某处发表一个演讲，而当我到达那里时，她已经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于是我请她演讲结束后一起吃晚饭，然后送她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很年轻，跟阿朵林一样，有一种沉着镇定的气质，我发现这也许是我爱上一个女人必备的条件。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话还没有谈完就成了情人。有些人认为，在这样的事情上应该十分慎重，而我不以为然。我和她并不很熟，但就在这一刻，我们开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都是当真的，把它看得很重，准备着大悲大喜，而且与我们对战争的社会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实，我俩的爱情自始至终都跟这场战争密切相关。我们开始成为情人时并没有上床，因为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俩第一次上床时，突然听见街上发出一阵阵野兽般狂呼胜利的声音。我到窗前一看，原来是一架德国飞艇被击落烧毁。在这一时刻，克莱特的爱成了我的精神避难所。我并不能因此摆脱战争的残酷性本身，但可以减轻由此产生的痛苦。残酷恐怖的战争要将我压垮，而我有克莱特的爱；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她保存着爱，从最简单意义上的爱到最深刻意义上的爱，她都有，她沉着镇定，稳如泰山，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
德国飞艇坠落的第二天早上，我离开她的房间，回自己的住处。路上看到一个老头在叫卖“鲜红的玫瑰花”。我买了一束玫瑰，付钱后请他送到克莱特那里。人们通常以为，这老头拿了钱却不会去送花，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一定会送去。从这以后，“鲜红的玫瑰花”就成了我想念克莱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和克莱特只度了三天的蜜月，因为工作太忙，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去了一个沼泽地附近的小旅店，它的招牌是猫和小提琴。这是最冷的季节，水壶里面的水到早晨都结成冰了。不过这风萧萧而冬水寒的沼泽地倒挺对我们此时心境的：在一片萧杀苍茫之中，反而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们白天在外面长时间散步，晚上则是充满激情的做爱，它完全化解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痛苦感受。
刚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对克莱特的爱有多深，总以为已经把全部的爱都给了阿朵林。克莱特比阿朵林年轻得多，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更加喜欢及时行乐，因此我原以为自己不过是同她逢场作戏而已。到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我同克莱特的关系的重要价值。
我因为反对战争而被判刑半年。在监狱里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那就是克莱特的行为。在我俩成为情人一年之后，她又爱上另一个人，虽然她并不希望这会影响到我俩的关系。实际上我是特别的嫉妒，并且认为那个第三者是个大坏人。我和克莱特为此大吵特吵，我们的关系遭到破坏。在监狱里我一直为此苦恼，强烈的嫉妒感几乎弄得我要疯了。其实以往我并不认为嫉妒是一种很好的情绪，毋宁说它是应该被克服的，但这一次我却被它给完全击垮了。由于嫉妒心发作，长达两星期的时间我都无法入睡，不得不请医生给开安眠药才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情感实在很愚蠢，克莱特对我始终是有深厚感情的，而且并不因为这件事而有什么改变。实际上她太年轻了，要长久地跟我一起过那种过于严肃的生活，对她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已经弄懂了这一点，但那时却对她大加指斥，造成的后果就是，她对我的感情渐渐淡了下来。我俩作为情人，一直保持到1920年，但由于这一事件，我们的关系不可能恢复到最初那种如鱼似水的程度。
战争结束后，我和克莱特的关系发生变化。战争期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共同去做，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和感情都是一致的。战后我们越来越不好相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许多次，我们好像就要完全分手了，但最后还是在一起，直到我遇上那个成为我第二任妻子的女人。
1919年暑假，我在离拉尔沃不远的小山上租了一家农房，接待了许多客人。在这里，我对一个叫朵拉。布莱克的女人产生了感情。我们早在1916年就认识，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闲聊时，她说，她的愿望是结婚生子。此前我从未想到一个女孩子会直接说出这样的大实话，由此断定，她一定十分单纯真实。1919年6月，我们又在一起聚会，涉及到有关父权的话题。朵拉说，如果她有了孩子，这孩子只属于她，而做父亲的并没有什么权利。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十分激动地对她说：“我不论跟谁有孩子都可以，就是不会跟你有！”结果是“不打不相识”，我们第二天晚上就在一起吃饭,我们还约定在拉尔沃那个农房见面,她会住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一天我比以往下了更大的决心跟克莱特分手，不希望再去见她。但就在我到达拉尔沃的第二天，克莱特打来电话，说她正在来这里的路上。幸好朵拉还要过几天才来。这整个暑期，我都在为这两个人的到来不至于撞车而绞尽脑汁。
上面这些话是我在1931年写的，1949年我把它给克莱特看，她写信给我，还附有我1919年写给她的两封信；看了这些信，我发现自己忘了不少事情，我记起当时在拉尔沃自己情感方面的剧烈变化，这是因克莱特变动不居的态度而造成的。她有三种态度：一、热情奉献；二、愿意永远分手；三、无所谓。每一种态度都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从她寄还给我的信来看，当时我的反应比我后来回忆的要强烈得多。
——自传
（黄忠晶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