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权力机构中，修配厂的纪主任是部队下来的。这人吃苦耐劳，大公无私，人称“活雷锋”。革委全吸纳一名原有的干部，就是纪主任。孙友和也是革委会成员之一，还有家属李盛发的老婆。
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觉得拿工资在家呆着不合适，我就去了食堂帮忙。而刘老师则回北安他哥家，几个月也不回来。欧阳老师则去了机耕队帮着写点什么。
这种情况没多久，灾难就降临到我头上。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地上睡觉，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片混浊的泥水，有几指深，把我整个人往前冲击了一下，醒了。我一直想着这个梦，不知什么意思。
这时农场进驻了军管，每分场两人，还记得负责的姓曹，人都称他曹连长。军管全权负责监督所有的事务，农场主要的事还是革委会说了算。
那时农场已有了五七队，都是些没有工作的妇女组成，她们春天包地种甜菜，秋天收获后卖给糖厂，结算后分钱。她们主要是春夏秋季忙些，也帮农场铲地、割麦。冬天无事，一年也分钱不少，只是她们不是农场的正式职工。
文革开始后，人群分成了几个部分。就业工人在工人宿舍学习；出身好的都是造反派，他们每天在大食堂开会活动；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在机耕队宿舍集中学习，我教唱革命歌曲，再学习最高指示、文件、报纸，然后讨论。这一阶段，我认识了几个五七队的青年——张春健、熊顺英等，我和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六七年春天，三四月份了。大妹看别的同学都去外地串连了，也想借机串亲去。她跟爸要求回老家看看。爸同意了，大妹这一去，走了四个多月。
记得五月份的时候，满地已发绿了，来了通知，要求复课闹革命。这样，学生老师都回到了学校。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语录歌，毛主席诗词。那时不敢看业务方面的书，怕被批走“白专”道路。
一天，有人通知我说纪主任找我。我在大食堂的小屋里见到了纪主任。纪主任讲话很简单，意思是我属于临时工，经革委全研究决定让回家去，明天就不用再去学校上班了。
当时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蒙了。我慌乱几分钟后镇定下来，说：
“去参加工作已两年多了，一年期满没转正是因为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瘫痪了，是组织上没正常进行，这与我无关。如果说我工作哪不好，不称职，你给我指出来，那我无话可说。”当时纪主任确实找不出我缺点不足，他听了不出声，我说：“如果是因为出身，毛主席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一直按毛主席说的做，严格要求自己，走革命道路，我不同意这个决定。”纪主任当然说不过我，只是说：“别说了别说了，回家吧，明天不用上班了。”任我怎么据理力争，纪主任反复就是那句话：“回家吧！”看样子他只是按革委会的要求来向我宣布这个决定。他也做不了主。
我伤心极了，瞬间觉得整个世界一片黑暗。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在学校做个好学生，上班做个好老师。勤勤恳恳、戒骄戒躁、严于律己，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做个好榜样，可事实呢？不管我怎么做，终究还是逃不出爸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影响。还是妈说得对，我的一生看来就要葬送在这里了。我看不到路在哪里，不知接下来我该怎么活？我从食堂出来，进入前面不远的荒地，向四道桥方向奔去。一路走一路哭泣。我不知道该恨谁。也不知该跟谁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直哭得手脚发冷面部发麻。最后来到妈的坟前，我跪在草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不一会儿，有人来了，一看是纪主任。他没有上前，只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站着。又过了一会儿，爸来了，纪主任看爸来了，他就走了。爸说：“不让干就不干，别像懒鱼求食似的。回家！”我哭够了，心里也轻松些了，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往家走。
回家后，爸让大弟弄了点饭，我没吃，就躺下了。爸再没说什么。也没有劝慰，也没有帮忙分析，或想什么办法。他上班去了。这就是爸，远不如妈。我真不知道他旧社会是怎么混事儿的。我开始考虑分析这件事，找出这件事不合理的地方，我要积极去争取，不能坐以待毙。
第二天我起来，拿出信纸，写了一封《给造反派全体战友们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是“最高指示”，我引用毛主席的话，结合我的事来谈我的看法。话说得有理有据。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以防让人抓住把柄或漏洞，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这时才觉得饿了，我吃了点饭，就去了大食堂找到了孙友和，把信交给了他。
第二天，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人敢给我天透漏什么信息。第三天上午，有人来家里找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去了，是军管曹连长找的我。他跟我说：“我的信他们看了，经过了解，我的工作表现一直不错，他们研究决定，我返回学校继续工作，也不要打听什么问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