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深远影响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后，立即撤出北京。
令满朝文武惊奇的是西洋人既不想占领首都、也不想废掉皇帝、更不想毁灭这个帝国。他们只想要钱，一番割地赔款的妥协之后，中国成了西方人可以随意进出的后院，大清国库成为他们的提款机，皇室和官僚系统变成他们的看门人。英法心满意足地撤军，中外似乎暂时可以相安无事。
可是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思考一下，为什么侵略者如此容易满足？是真的要了那么一点点就满足了吗？根据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侵略者的胃口很大，那一点点是绝对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
据说有外国使臣第一次来觐见中国皇帝，当他们由西欧到东方、一路见识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进入皇宫的时候，从永定门进城来到正阳门时，中国的卫士请他下来，换乘另一辆轿子（这大概是中国皇帝为了预防刺客的一种做法吧），又由正阳门来到大清门，到了大清门再下来，再换乘另一辆轿子。然后到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每进一座大门都必须换乘另一辆轿子，如此这般的折腾一番。宏伟气势的皇宫大门、不计其数、多得让这些外国使臣有些不耐烦了。他们暗暗的在心里盘算：中国太大了，一口气是绝对不能把他吃掉的。得慢慢来。
所以，英法联军和奕欣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的立即撤军。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中国呆得太久，等到各地方省辖市的援军到来，他们就会像拿破仑遭遇滑铁卢之战那样失败。他们撤军是明智之举。可惜当时的中国人没能看穿他们的心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侵略者并不在中国呆多长时间。签个约后立即撤出。因为他们知道想毁灭这个国家还为时太早，条件还不够成熟。
1900年八国联军撤出之前，侵略者们讨论过关于“是否要瓜分中国”的问题，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意图。
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这样说：他除了认为各国在如何瓜分的问题上不可能成立妥协以外，根据他在中国看到的情况指出，中国的皇室、官吏和上流阶级虽然很腐败无知，但是中国还有四万万人，“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
瓦德西还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英国人赫德在那时写了篇《中国实测论》，文中认为：瓜分中国虽然是难免的，但现在还不能马上这样做。
他们分析得对。
通过这次战争，他们已经看到了打败中国很容易，但是要统治中国很不容易。依照他们过去的经验，如果能够把一个国家的军队打垮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投降了，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国家建立殖民统治。但是，这次在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情况，无论他们联合多少个国家的军队，战斗力有多强；所到之处，中国人民、老百姓自发地组成的义和团用自己的大刀长矛跟他们拼命。
当时中国的四万万人口占据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很清楚：“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1901年各国军队撤出时，那些军官满心欢喜，得到了如此之巨大的赔款，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他们说：“这是一次最够本的战争”。可是，他们中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有些“有见识”的人认为：其实他们还可以得到比这更多。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论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敌人很狡猾，以上这样的说法，给人感觉好像是中国人占了便宜似的）。
这些说辞应该都是美国方面的说法。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谈了整整一夜）。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909年起，美国将庚子赔款的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1904年12月上旬的时候侵略者们还在斤斤计较“是用银本位还是金本位进行赔款”的问题上争执不休。突然间，他们又改变主意了呢？
因为“白银”价格就像现在的美元汇率一样，有时涨、有时跌。
清廷与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中的约定是：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可是各国撤军之后，白银价格跌了。列强们开始耍赖。他们拒绝收白银，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要求清政府用金本位计算方式还赔款。
如果是用黄金计价，这赔款又不知要增加多少。所以，清政府派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列强商量：“能不能就按照《条约》约定‘用白银还’？”。
交谈之间，梁诚听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庚子赔案实属过多---”。
突然之间侵略者变得那样“大方”。就在这之前不多时，他们还在无理坚持用金本位赔款呢。怎么一下子就由“斤斤计较”变得“不再斤斤计较”了呢？不但如此，反而还要把已经捞到好处再退回一部分。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有了如此巨大的转变的呢？
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说服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并且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了。看来这理由是很充分的。
但这些话，具体是指什么呢？
它一定是对美国具有巨大的利益，所以这理由才能说服美国的总统和国会。
对侵略者有利；对被侵略者就一定有损。
看看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卡扎菲的悲剧的失败，卡扎菲的二儿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列强“造就的为他们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了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的典型案例。
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曾赴瑞士、奥地利、英国等地留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法语。因为在西方留过学，赛义夫思想比较开放，生活也比较西化。有报道说赛义夫在父亲面前常畅所欲言，他的不少思想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卡扎菲，最近几年卡扎菲调整了与西方的关系，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核武器研发等，这与赛义夫的劝说有关。他劝说父亲与美国缓和关系。即可摆脱国际制裁和不利处境又可躲开美要改造中东的咄咄气势，有助于重组利比亚在阿拉伯国家的大国地位。
受了他的影响之后看看卡扎菲都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的国家现在也在经历着同样的人和事情。一些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说出的话；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在列强一边，根本不像中国人本身应该持有的立场。
比如：文革前的教科书里，李鸿章是反面人物、是卖国贼；慈禧是祸国殃民的败家子儿。可是这两个人近来仿佛都换了一张面孔。尤其是李鸿章他成了中国人的救星。电影电视里还有史学界都给他平反了。1988年开始，上海的史学家陈旭麓给他开专题研究会，说他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以前的卖国贼现在俨然就是个正面的人物了。
说他：是代表没落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说他：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
还说他：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庚子国变时进行的东南互保是共扶危局。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而且大错特错。
其一：他代表没落的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没落的清政府固然是腐败，但李鸿章个人在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前前后后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首先他在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条约》，这份约定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而在甲午战争中作为前线的指挥官李鸿章一味避战而导致惨败；战败之后又为了在谈判席上使他个人占据些微的优势与俄国人签订《中俄密约》。使国家的损失更大。
其二：说李鸿章“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当初俄国在伊犁挑衅，清政府也就是派左宗棠以甘肃、新疆两省对付。人们没有说“左宗棠以一人之力搏俄国之师”。中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的百年之后，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中方也仅仅动用广西、云南两个省对越南作战。不懂军事的老百姓为此唏嘘不已，老百姓们认为：中国真厉害，仅仅用了两个省就打赢了越南一个国家。但其实专业人士知道：这是“杀鸡用牛刀”。对付一个小国家用中国的两个省，足矣。
那些说李鸿章“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说明他们不懂军事。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战争稍稍失败就投降，他们过惯了暂且偷安的日子。但李鸿章就能推卸掉他个人的责任吗？他难道可以置身事外的说，他只是“代表”没落的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吗。
其三：庚子国变，国人全都愤怒了，都对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忍无可忍了，李鸿章是两广总督，作为国家的正规军，他居然搞什么东南互保。签订《辛丑条约》难道他没有责任吗。
有些史学家真的很奇怪，他们不为左宗棠这样的收复国土的民族英雄开研讨会；也不对“东南互保”之前，神秘来到中国的英国人海军少将、下议院议员贝思福做研究；却为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开什么专题研讨会、给他平反。开这样的研讨会是谁做经济后盾？是谁提供的资金让他开这样一个“李鸿章的专题研讨会”的呢？
欧美人很狡猾，他们只花了点钱就能让中国人自己改写历史教科书；比起日本人用蛮横的手段篡改他们的中学历史课本来，欧美人比日本人高明多了。
现在的学者把以前的“庚子国变”说成了“庚子事变”。以前史学界对东南互保一直持否定态度，现在居然有人认为东南互保有积极意义。
列强为再一次类似“东南互保”之类的活动在做铺垫。而中方对于这样大的历史教训，没有听说采取了什么相对应的措施。或者制定法律、或者制定大纲。规定国家既能代表人们的意志向侵略者宣战；又能钳制“帅，因怒兴师”；还要对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搞什么“互保”的人或团体制定处罚措施。没有这样的法律对应曾经发生过的“东南互保”这样大的历史教训。
相反对于那些愚蠢的说法，说什么“主政东南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东南互保是共扶危局。”这样危害民族命运的言论听之任之。
如果将来发生战争，中国再来一次什么“东南互保”“东北互保”或者什么“民间互保”这个国家可就太危险了。
到那时候，美国人会像嘲笑卡扎菲那样嘲笑我们中国人，他们会说：中国人被我们狠狠地玩了一把。
美国人的教育卓有成效，什么胡适、马寅初等人都曾经赴美国留学。他们都非常有效的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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