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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不到的母亲

  触不到的母亲

  作者/胡弃暗

  “生者无论为死者做什么,其实都与死者不相干,不过是盘弄自己的心结罢了。然而,心结就是心结,理智是解不开的。”

  

  我的母亲属牛,比我大二十三岁,1988年深秋,她去世时,我四岁,换句话说,她在人间的年龄定格在二十七上。

  母亲是在湖北省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告别这个世界的。当时她正跟随丈夫在那边打工挣钱,心心念念要尽快盖起楼房——这些都是后来亲属中的长辈一厢情愿告诉我的,我从未主动打听过。

  那年我还没进学堂,玩耍是生活的常态。在那之前,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事件,使我对人生的最初阶段留下深刻的印象。用力往记忆底层探寻,依稀看见夕阳下一个剃着平头的小男孩,一身皱巴巴的棉布衬衣,领子翻得如同春卷一般,站在自家门前河畔蓊郁的银杏树下,好奇地张望着什么——这一场景多半是自恋的臆想。

  对于母亲的死讯,我已有一些风闻,但似乎浑不在意,依旧那么好奇地张望着,跟看母鸡下蛋心情类似。对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你不能要求太高。除了好奇,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权力。周围的事情,都像发生在金鱼缸里,与己无关,隔着玻璃瞪大眼睛看着就是了。

  鱼缸发生了骚动,水被无形的手搅浑了,深绿色的水藻剧烈摇曳起来。但小男孩是平静的,只有瞳孔中映照出水藻晃动的影子。

  外婆来到我家,不由分说抱起我,要带我去湖北,去看一看母亲最后的遗容,以免终身遗憾。我在外婆的臂弯里拼命挣扎,掐她的手背,用头撞她的鼻梁。一切顽抗都不奏效时,我想到了大哭。

  我哭闹着向奶奶求救。相比外婆,我与奶奶要亲得多。奶奶一把夺下我,赌气似的对大家说:“你们哪个去都可以,就是不许带伢儿,不要把伢儿吓着了。他这么点东西,还是个畜生,懂什么?”

  她这句话把我吓着了。我意识到死亡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我很快又忘记了它,毕竟没有亲见。我搂着奶奶满是褶皱的脖子,冲着外婆破涕为笑,俨然得胜者的挑衅。

  最后,外婆和参过军的四爷爷一同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们离开的几天,奶奶和继爷爷再也不放我出去野了。他们轮流抱我,欠我什么似的那种抱。奶奶用哀悯的眼神端详我的脸庞,不时抬手抹眼泪。继爷爷既不往麻将桌上蹭,也不准备钓竿和红蚯蚓出门钓鱼,跟奶奶一道守着屋,相对沉默叹息。灶膛似乎也一直冷着。家里没有半点烟火气。

  这些变化切切实实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失去了玩耍的自由。这让我记起往日我一直都是在玩耍的,于是在心底一遍遍地复习玩耍的动作,牵记那些经常玩耍的地方,无限伤感。我感到肚子很饿,从未经受过的那种饥饿。那是我第一次为粮食问题忧心忡忡。

  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灯光。灯泡是一只发出浓稠的暗黄色光芒的葫芦,被一根细长的绳子吊住了。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堂屋与厨房搭界的屋梁上。那是一根粗黑而开裂的、结满蛛网的圆木。

  奶奶穿着紧身儿,蜷坐在矮凳上。继爷爷把我抱得高高的——简直是扛在肩膀上,来回踱着慢步,手掌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屁股,拍得我昏昏欲睡。我将下巴架在他的头顶,以此为支点,随着与灯泡之间坐标的变化,匀速转动视角,一直死死地盯着它。继爷爷踱过灯泡下面的时候,我用指肚子碰了它一下,对烫的敏锐触觉使我立即缩了手。

  我经验着前所未有的无聊。这种无聊令人衰弱。玩耍被禁止了几天后,我已经逐渐丧失了生机。我感觉自己像片深秋的树叶,恹恹地卷缩起来了,但我并没有想到死亡这个概念。

  那晚我们是在等待从湖北归来的人(和鬼)。白天收到的电报,告知当晚到家。虽然我十分畏惧外婆,但还是希望他们早点到达。没有小孩不喜欢富于变化的生活。我告诫自己千万别睡着,要亲眼看着生活起变化。

  屋子的上半截黑黢黢的,灯泡以下的空间才略呈暗黄。如此晦暗的颜色,像催眠的巫师一样,将我诱进了梦乡。

  我是被哭泣声吵醒的。继爷爷仍然高高抱举着我,背靠灶台斜立着。哭泣声是奶奶与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发出来的。

  奶奶坐在灶膛前光滑的木墩子上,不时拾起围裙揩拭业已浮肿的眼圈。她的嘴巴微微张开着,七零八落的牙齿间,口水连成了一张幽暗的彩色薄膜。

  黑衣男人是我的父亲,但我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一个陌生男人深更半夜跑到我家来哭,真是咄咄怪事。好奇心使我听见体内的生命之水重新潺湲起来,喉咙口也仿佛飘逸出生命的音符。我又生机勃勃了。

  父亲坐在奶奶先前坐的矮凳上,垂着脑袋,双手捂住脸庞,嘤嘤啜泣着。他的声音那么轻,使我疑心是他衣袖里的虫子在叫。我不免感到遗憾:刚才还是一不小心睡着了,他们哭泣的高潮部分已趁我睡着时偷偷结束了,现在只剩了拖拖拉拉的收尾,没完没了,叫人厌烦。

  我挣脱继爷爷的臂弯下到地上,轻手轻脚蹩到父亲近旁,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垂头丧气的男人。我想弄明白,他双手背后的脸上是不是偷偷挂着笑,还有他的衣袖里到底有没有藏着虫子。

  我估摸自己离父亲的距离,可以随时逃脱他的袭击,但事实表明,我是自作聪明了。我还没来得及抗拒,就已被他搂在怀里了。他将那张布满胡茬子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啜泣使他的脸不停地磨蹭我的脸,蹭得我又痒又疼。他的泪水也涂得我满脸都是。我惊恐万分,像只临敌的小鹿。我双手紧紧攥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脑袋往后扳,但横竖是徒劳。

  父亲继续哭了一会儿,终于收住声音。他苦着脸,逼视着我的眼睛说:“你没有妈妈了。”父亲说这话时,其中一个鼻孔里探出一条鼻涕,随着他吐字的节奏伸伸缩缩,像条胆怯的小蛇。一个大人居然拖着鼻涕,我直想笑,但他严肃的表情让我不敢把笑意浮上脸皮。我怯生生地回望着他。他把那句话重复了好几遍。我猜他是要我回答,得到回答之后,就可能会松开我,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说:“哦,我知道了。”两肋间的手果然撤去了。我连忙跳到一边。

  第二天他们就不拘束我了。我早早地出去游荡了一圈,直到晌午时分,才慢腾腾地踅回到家门口,只见夹路满满地坐着两溜人,其中有些我是认得的,例如几个姑妈和姑父。令我振奋的是,没有瞅见凶巴巴的外婆。我走到最亲的姑妈面前,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说叠纸钱。我并不明白她所谓何事,但我不懂装懂地点了点头,踱开了,径自往屋里走去,表情庄重,像检阅仪仗队的国家元首。

  堂屋内,靠西墙摆着一张没上漆的旧条桌,桌腿已松了榫,像个顽强的肢残者似的,偏着身子立着。桌子后面的墙上,端正地竖贴着一张长条形的白纸,上面写着我一个也不认识的汉字,根据长大后的经验推断,居中一行应该是:“先妣胡门史氏××之灵位”,左右为生卒年月。桌面上搁着一块黄表纸包着的青砖,砖头上架着一双筷子,筷子当头糊了一截黄表纸。

  最引我注意的是旁边的一只红匣子。它与隔壁四老太家的针式唱片机模样相差无几。我是经常跑到四老太家去听唱片的,当时我最喜欢的曲目是扬剧《王谯楼磨豆腐》。我对唱片机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熟悉的,但我在那只红匣子上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弄出声音来,于是跑到父亲身边,指着那只红匣子,问他怎么开法。父亲脸色很难看,冷冷地反问我要开它做什么。我不敢再同他说话,一闪身,回到那只红匣子跟前继续研究。

  后来我终于失去了打开它的信心,发现它下面垫了一层红布,突然有点恼火,小声啐道:“什么玩意儿,还这么宝贝!”虽然我已对它生了敌意,但兴趣仍在心头缭绕不去,只是实在奈何不了它,惟有望洋兴叹般地走开。

  看见四爷爷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如何打开那只红匣子。鉴于前番挨了父亲的熊,这次打听属于谨慎的冒险。四爷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寻思了片刻,忽然冲奶奶喊道:“二嫂子,剪刀是放在哪里的?”奶奶告诉他,在碗橱夹层的抽屉里,他便牵着我的手往碗橱走去。

  他取出剪刀,命令我不要动,便向我的头顶铰来。我以为他要结果我的性命,吓得慌忙抱住头,撒腿就跑。他毫不费劲地捉住我,温言劝诱说,只是剪几根头发。我不信,执拗地捂着头。他向我保证,只要让他剪了头发,他就会帮我打开那只红匣子。我稍稍忖度了一下,这个买卖值得,便同他做了。

  四爷爷左手握着我的一撮短短的头发,像是捧着一窝蚂蚁,右手抽开红匣子上面的盖板,从里面拎出一只红布口袋,再把红布口袋绷开,往我面前一展,问我看见了没有。我凑近脸去看。一堆白厉厉的粉末,不如面粉细白。我想问是什么东西的,但有一股来历不明的力量捂住了我的嘴,使我说不出话来。四爷爷将我的头发撒入白色粉末,接着将红布口袋放回匣子里,最后又将盖板原样插好。做完这些,他就把我撂在那里,忙别的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那么一点点难过。大概是我让四爷爷打开唱片机的电钮,他却曲解我的意思,打开了匣盖的缘故。但我没有再请求他,而是默默凝望着那只红匣子。

  我这才注意到,红匣子的正壁上插着一张小照,一个年轻女人的黑白头像。那自然是我母亲的,但我却没有看出来。可能是照片拍得失真了,也可能是母亲离家久了,超过了一个四岁孩子遗忘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我只记得,欣赏过那张小照之后,心里酸溜溜的,为什么插的不是我的呢?

  记忆从这往后就疲软了,也许是因为在葬礼上,我只担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缘故吧。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

  我蓦然发觉,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不管怎么回忆,在我四岁那年,最清晰的场景依然是黄昏,河畔,浓密的银杏树冠,穿透树叶的杂碎的夕光,邋里邋遢的小男孩,皱巴巴的棉布衬衣,春卷似的衣领,不知所谓的诧异表情……没有半点母亲的影子。

  2.

  如果母亲没有死,某一天我们在人海中相遇,除非她主动叫住我,不然我们只能是对面相看不相识。事实上,母亲早已死去。家里没有留下一张她的相片。

  那时我还太小,她的面容未能在我脑中烙下清晰的印记,故而长大后,试图回忆她时,我感到力不从心。这个理论上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百分百地存在过,却怎么也无法凝结成一个具体的形象。她好似阴天的风,偶尔从我面颊上拂过,抓不住,也赶不走,冷冷的,湿湿的,牵惹起绵长的伤感。

  按说我对她没什么感情可言。诚然,她是我的生母,但感情这东西,与血缘关系不大,它是在日常相处中生根发芽的。是的,我和她有过四年短暂的交集,但那是在我生命的混沌阶段。对一个小小孩来说,乳头和玩具远比感情重要。然而,每当我在尘世受了挫折,却总是想到她。我默默安慰自己,如果她还活着,在我身边,我肯定不会这么委屈。对她的怀念,是没有解药的毒药,是空洞的绝望,就像疯子在原野上奔跑,捕捉那无影无形的风。

  对她的怀念使我变得格外敏感。每当有人谈起她,我的耳朵比蝙蝠还灵敏,仿佛听人叙述她的往事,也是与她亲近的一种方式。零零碎碎的母亲的故事,经由我的想象开枝散叶,建立起一个奇特的世界,一个半透明的、不可企及的所在。隔着毛玻璃似的的墙壁,我依稀能看见母亲的一举一动,尽管她的面目永远模糊不清。她纳鞋底儿、汏衣裳、切猪草、干农活儿、冲我微笑,跟每一个平凡的村妇没两样。可她听不见我叫她。她不答应。这让我懂得,她终究不是个平凡的村妇。她是我的母亲,并且她死了。

  我羡慕外婆外婆母亲的怀念是具体而详实的。关于母亲的记忆,没有谁比她占有得更多。在她口中,母亲是个懂事的小女孩。她想读书,想上学,村里没有人比她更向往知识。外婆说,那时候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她就自己去挣工分。她身体底子差,瘦极了。她去挑河,硬硬的扁担压在窄窄的肩上,随时可能闪着腰。她还去捡牛粪,那是男伢儿们才干的活儿,她却不怕脏也不怕丑……

  外婆曾告诉我,她是不乐意让母亲嫁给父亲的。外婆家固然穷,但我家更穷。那时的乡下人虽然还算淳朴,但追求优裕的生活是人的本能。外婆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嫌贫爱富。她反对母亲嫁给父亲的理由是,父亲的品质不好。

  “我叫人查访过的,”外婆说,“你老子从小就是个皮王,家里穷还不好好念书,成天跟一班狐朋狗友瞎混,搅得村上不得安宁。”

  这大概不算诬赖。父亲年轻时异常顽劣,我也听几个爷爷辈的老人提过。其中一个说:“那时候半夜里听见怪叫,不用问,肯定是你老子又出动了。”

  他们送了我父亲一个绰号,叫“国军头子”。后来学《捕蛇者说》,学到描写悍吏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一句,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父亲年轻时的形象。

  但母亲执意嫁给了父亲。母亲外婆说,正因为父亲品质不佳,才更需要一个女人调教。隔壁二嫲嫲(婶婶)告诉我,父亲跟母亲结婚后,就像黄牛套上了笼嘴儿,立刻就规矩了。她开玩笑说:“每天晚上,晚饭筷子刚放下,你妈就把你爸喊到房里去了。你爸也真够听话的,不管别人怎么喊,就是二门不迈。”至于母亲是怎么治住父亲的,外人不得而知。但父亲的改观,使村里人对母亲生了几分敬佩。

  从他们散乱的讲述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母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要强,可偏偏是这要强害了她。她对于生活、对于家庭,都有雷打不动的规划。改造好丈夫后,她又开始谋求致富,致富的方法很简单,开源加节流嘛。

  开源的任务,除了父亲,她没有强加给别人。在她的要求下,父亲成了村里最早的打工仔,打工的地方是湖北某个山区。当时父亲已学成了一个好木匠。父亲去做木工,母亲跟着去,做小工。父亲舍不得她吃苦,让她留在老家。她不愿意。她的致富之心太过操切。她早已无法忍受透风漏雨的茅屋,恨不得一夜之间住上楼房。所以,除了生我之外,她就像男丁一样,长年累月在外奔忙,吃粗粮,住工棚。终于,她出事了。

  北风怒号的深秋之夜,在山坡上的工棚里,她毫无征兆地呕了血,呕了很多。父亲后来对人形容说,恐怕一大碗都不止。厄运突如其来,附近没有医院,她就那么带着憾恨去了。父亲说,她在世时曾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楼房盖起来,一定要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知她在泉下可曾看见,她的丈夫早已住进了楼房,可惜女主人换了人,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而她的儿子,也已做了百无一用的大学生。

  母亲也有她的过分之处,尤其是对奶奶。乡下人讲究个死者为尊,人都死了,奶奶就不与她计较了,问起来,只说她心气高,性子躁,本性是善的。

  母亲对奶奶的坏是其他长辈婉转告诉我的。为了尽快实现致富梦想,母亲显得十分抠门。她希望全家人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奶奶也是吃得苦的人。她年轻时比母亲还能干。她是生产队上工分挣得最多的女人,因此还得了一个绰号,叫“佘老三”。“佘”是杨家将故事中老太君的姓氏。佘老太君,那是家喻户晓的女杰。至于“老三”,是因为我爷爷排行老二,村里人喜欢开带荤的玩笑,意思是,这么能干的婆娘,哪有不勾搭小叔子的道理?

  虽然奶奶可以忍受艰苦的生活,但继爷爷不行。继爷爷比奶奶年轻近二十岁,有点公子哥儿的习气,不喝点小酒吃点小荤,日子是没法儿过的,所以就成了埋在母亲与奶奶之间的地雷。母亲是女人家,自然不便冲继爷爷撒火,只好将怒气转嫁到奶奶身上。她嘴巴子利索又是出了名的,在和奶奶的舌战中,总是占上风。所以在旁人看来,这个媳妇实在泼辣得不成话。

  话说转来,母亲固然有种种不是处——作为那个时代的乡下女人,她不可能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既然连奶奶都以初衷本善为由宽宥了她,别人就更没有理由苛评亡人了。

  有一种说法,母亲的死是我害的。母亲属牛,我属鼠,算命的说,鼠是克牛的,母亲是被我克死的。无论奶奶还是外婆,都相信这种说法。奶奶站在我这边,为了避免我反过来再被已逝的母亲克死,特为请了道士,受了符箓,贴在母亲的牌位上,镇住她;外婆站在女儿那边,一度对我有些恼恨,后来在请灵媒与女儿跨界对话时,母亲借了灵媒的嘴巴,嘱托外婆好生照顾我,外婆才消泯了对我的敌意。

  外婆实在太思念我的母亲她的女儿了,为此送了许多钱给灵媒用。在她看来,灵媒能让她与女儿说上话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灵媒通知外婆母亲在那边的屋子漏雨,外婆便买了彩纸扎成的三层小楼,到母亲坟前焚化;灵媒通知外婆母亲的棉袄太单薄了,挡不住阴间的寒冬,外婆便请裁缝做了棉袄给母亲烧去。外婆年纪大了,记性渐渐差起来,她为记不清母亲的鞋码而愧恨不已。她告诉我,母亲在世时,最喜欢穿她纳的千层底儿了。

  说起来,母亲是得了外婆真传的,也是纳鞋底儿的好手。我脑中留存的关于母亲的最清晰的画面,便是晴暖的冬日晌午,她坐在第二进正屋的水泥门槛上,面前摆着一口小圆匾,里面搁满了鞋样儿和五颜六色的布片儿。她左手握着一只鞋底儿,右手戴着针箍儿捏着针,低着头,心无旁骛地纳着,不时将针尖儿送到头发上蹭两下。她的长发又黑又密又亮。阳光碎成五颜六色的光点儿,沿着她头发的弧面滑过来溜过去。

  这幅暖融融的画面里竟然也有我。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绕着她蹦蹦跳跳,累了便坐下来,认真看一会她纳鞋底儿。我闹不清楚,这个画面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在别人讲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画面里有母亲,也有我。在这永恒的瞬间,世界空了,只剩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却毫无人烟寥落的恐怖,安静得很,安定得很。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另外一个世界收容了我的母亲。我只知道,我与母亲是永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幅画面里了。

  3.

  母亲的坟,栖在祖屋阴面的菜畦里,从南往北数,第三株银杏树的东翼下。小时候觉得,跨出后门,走到她坟前,需要好长的时间;如今祖屋翻成了二层小楼,立在二楼,从后窗望下去,惊讶地发现,它离房基竟没有几步。小小的一只土包子,蜷缩在那里,心口疼的样子。

  落葬是在下午。一大群亲戚和邻居,乱哄哄地涌到那儿。我混在其中,和别的小孩一样,只是好奇,仿佛即将埋入土中的是位陌生人的骨灰。坟坑几天前就挖好了,砌了一圈砖,抹了水泥,还算平整。一个男人跳了下去,铺好一层被褥,从上面的人手中,接过母亲的骨灰盒——那只嵌了小照、套了红布的方匣子——摆正了,盖上一层被子,掖好。等他爬上来,持锹待命的人便开始填土。填平之后,继续往上堆,堆出一个巨大的土包子,最后将一块备好的棱台形塘泥,倒扣在坟尖儿上,不知是什么用意,看上去像只人头。总之,坟成形后,我就不敢挨近了,本能地感到了肃穆和阴森。

  坟前没有立碑。据说因为母亲死时太年轻,属于讨债鬼,有三个魂儿,论理不配立碑。印象中,刚造好的坟,体积极大,比我高出许多,退到一米开外,仍有压迫感。

  造好坟,开始化纸屋、纸箱、纸马等一应祭品。纸屋近两米高,六根芦竹扎的细脚底下,照例垫了糯米糕。等到火灭灰冷,我和别的小孩争着寻糯米糕吃,悲哀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竟有些快活起来。

  外婆还卧在母亲的新坟上呼天抢地地嚎啕。没人知道她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记忆里,母亲的殡葬仪式,就是在她无休无止的嚎啕声中落下帷幕的。当天,外婆没有吃我家的晚饭,跑到父母房中,卷了母亲的全部衣物和相片,蹒跚而去。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把母亲的坟给遗忘了,尽管每逢清明和母亲的忌日,奶奶都会领我去磕头。

  也许跟1990年代初的平田运动有关。村委会用高音喇叭播送了通知:今后不许在田头屋后造坟,不符合规定的旧坟一律挖掉,以扩充耕地。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小队长用独轮车将挖出来的上好棺木推回家去,据说准备用来打家具。

  那时候,太太(曾祖母)也已经过世了,她的坟离我母亲的坟不足五十米。继爷爷用玉米秆子掩护了他母亲的坟,却没有掩护我母亲的坟,我母亲的坟便被人家顺顺当当夷为了平地。幸而当初并非土葬,更没置棺材,才避免了被刨个底朝天。又幸而奶奶没在上面耕种,一直荒着,所以至今仍能辨识母亲的坟茔所在。

  小学期间,一天傍晚,奶奶到屋后割喂猪的山芋藤。我在旁边玩,这儿跑跑,那儿踏踏,忽然注意到了那一小块空地。光秃秃结了块的褐色土层上,只稀稀拉拉长着几根奇长的野草,还有一个热水瓶盖那么大的洞——我猜是田鼠洞。好奇心驱使我趴到地上,一只眼睛凑近洞口往里瞄。一团漆黑。这时奶奶望见了我,随口说了一句:“有什么好看的?底下是你妈的尸骨。”我腿下一软,跌倒在地,慌忙爬起来往屋里跑,当晚就发了场高烧,说了许多谵语。

  后来,村委会不再关心坟墓了,母亲的坟又被谁重新做了起来。也没有正正经经做,只松松垮垮堆了些土,略略高出地面,尖儿上也没倒扣一块棱台形塘泥,聊胜于无罢了,所以才显得那样瘦小,小得令人情怯。

  读高中的时候,有次回祖屋看望奶奶。奶奶在做饭,我无所事事,便踱到屋后瞎转悠。不经意踱到母亲坟前,立了许久,思绪像头顶的流云,一拨一拨匆匆行过天空,却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可赴。

  奶奶喊我吃饭时,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将来挣了钱,一定要给母亲把坟修修好,立块结结实实的石碑,端端正正地刻上谁谁谁为谁谁谁敬立。

  可惜,这个简单的心愿,到现在也未了。早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存了别的顾虑——也可能仅仅是性格弱点使然。

  话说回来,生者无论为死者做什么,其实都与死者不相干,不过是盘弄自己的心结罢了。然而,心结就是心结,理智是解不开的。

  胡弃暗,文学、传媒、法律三栖暗星。@胡弃暗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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