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晚。客厅的灯失修已久，外面九点的黑也透过窗台罩进来。父亲洗过澡，穿着一身睡衣、披了一件袄子喊起了弟弟，在茶几旁的小板凳上坐下。我放下手机、捋了捋衣裳、调整姿势坐在了沙发上。待弟弟整理好后，母亲走进卫生间准备洗一大家子的衣服。卫生间昏黄的灯光幽幽洒进客厅，这个小房间的夜话开始了...
这是弟弟逃出家的第三个夜晚，也是弟弟回到家的第一个夜晚，可是这样的夜有多少个我已数不清了。
自一九年的四月，父亲母亲要去山上挖笋、为求方便而间歇性地要小住山间时，弟弟的心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飞了!没隔多久便要去他口中喊着的“朋友”家玩上几天。在他连续几天出外的时间里，无论你给他发多少条信息、打多少个电话，统统都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我母亲又是传统的劳动妇女，“生儿养老”、“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这位没上过几天学的母亲。她生了六个女儿，到第七胎时才完成了自己“生子”的任务。可想而知，弟弟在她心中的分量多么深重；也可想而知，当弟弟在外未归时母亲有多么的不安、焦急和惶恐。而她的这些“不安、焦急和惶恐”却由心到口化成一把把利剑，刀刀全刺向了父亲。那么，无论是我在上班时接到弟弟的消息，抑或是周末回家耳闻目睹家中的情况，当夜、甚至于几夜都只能无眠。想想，一九年做的噩梦较以往多得多，大部分是有关弟弟的。自个儿常梦见弟弟不懂事，醒来便长夜当哭。而这样难挨的长夜太多，每次休息、放假也最最是怕回家了。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肆虐，家家户户一概掩门熄火、日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我没见闻却心生向往的七八十年代。在大家都往屋里躲的情况下，弟弟竟然在五号的凌晨两点偷摸着溜出了家。母亲掀起被窝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后，赶紧喊起了父亲，两人披了件棉袄就在两点的夜色中寻弟弟的踪迹。穿好袜子、拿上外套，我也出门了。走出家门不远，外面的狗吠此起彼伏，还懵懵然的我又走回家门口，张望着，希望父母亲带着弟弟能出现在我眼前。然而，眼前母亲拖着重重的脚步回来了，软塌塌地说了一句：“他走了，三四个男生一起骑摩托车走了，我没拦住他…”。黑夜里我看不清母亲那时的模样和神色，却听出了她打心里发出的无奈和绝望之音。父亲戴上口罩便骑车追了出去，夜一下子冰冷，狗吠声也愈响了…两点四十几分的样子，我和母亲听见车声从窗台望去，是父亲回来了，只身一人回来了，狗吠声也回来了…可父母亲却淡然下来，哄着我快睡觉。熄了灯，我辗转难眠，外面的狗吠间杂着父母亲浓重的叹息，两声三声声声入耳啊。母亲的手机报时“现在是晚上三点”,我还机敏地捕捉外面的脚步声和车鸣，期许着弟弟自己回来了；母亲的手机报时“现在是晚上四点”，脑子里开始放电影━播着他跌跌撞撞学走路的样子、他咿咿呀呀学叫“姐姐”的样子、他粘着我的样子、留了好东西给我吃的样子、到想象他在外面“流浪”的模样...翻个身，外面的天蒙蒙亮了，迷迷糊糊的有了些睡意。
找他等他的两天时间长河中，家里乌云密布，喘气咳嗽的力气都未敢大出。就好像他回家的那晚，站在父亲和我跟前时也没了底气。
父亲那晚说了很多，我记得的是他的两个故事。父亲小时候放了学在回家的途中挖了个坑、再铺上茅草，想让自己母亲过路时摔个大跤，可掉入坑中的却是邻居家阿姨。那阿姨当时摔到了腰，猜是周围学生干的事儿，便告到了学校。学校老师在班上提及此事，用善意的言语诱导出父亲这个“坏人”后，便拉着父亲去邻居家道歉了。说罢，父亲便仰头告诉弟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知道自己错了，就要改!父亲的父亲生了五个儿子，而他排行最小，家里的笋山就没分到多少。有一次，父亲看着自己的哥哥们都挖笋去卖，一卖还能挣不少钱。于是他向爷爷开了口“我也想去挖笋”，可爷爷始终拒绝了父亲的请求。父亲气不过啊，冲动之下便跑出去务工。在外的日子总是没家里好过的，两个月后父亲就回了家，爷爷见他啥也没说，就喊着父亲快回家吃饭。自此，父亲便决定再不出远门了。话音才落，父亲又勾着头、搓着手跟弟弟说：人这一生，千好万好，有家最好!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回家。听完父亲这些话，我的喉咙一下子千斤重，揉了揉手，深深吸了口气、又长长叹了一声…
不晓得父亲说的这些个字、这些句话有没有烙在弟弟的心上，也许弟弟要走过这一段青春叛逆的路还很久很久，也许这样的夜又黑又冷还有很多。我会害怕着、迷茫着、惶恐着，可我依然会期许那黎明破晓的到来，依然期待从东边升起的那一轮太阳和洒在我窗前的那一缕阳光。
好了，二零二零年二月八日的钟声滴答滴答，闭上眼、翻个身子，这长夜又要与我来作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