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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二锅头,你不懂的世界

来北京不喝二锅头,就跟去贵州不喝茅台一样遗憾。当然,作为“国宴用酒”的茅台,属于赫赫贵族,二锅头算什么?在旧时代,恐怕贩夫走卒之流才好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绝对是由二锅头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间的酒神。  

二锅头,这名字起得很土气,很古朴,使一种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老北京的皇宫、王府里喝什么酒,我不知道。满汉全席既华丽又复杂,估计不会把廉价的二锅头摆上台面。但我相信,在胡同里奔波一生的骆驼祥子们,劳碌之余,习惯了喝一碗二锅头,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锅头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简单:拍黄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来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见,二锅头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荤八素呀什么的;穷人,也挺好打发的。但穷人的酒,照样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锅头也算是老字号了。北京大兴酒厂(原名“裕兴烧锅”)生产的永丰牌二锅头白酒,还被同仁堂中药店选为浸制虎骨酒等药酒的专用产品:“盖取烧酒用虎骨煎之,为正阳门外乐家药铺(同仁堂)专门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我对二锅头是有感情的。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为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我在北京,写下了五大本诗,那墙脚处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证明。醉卧长安,醉卧在长安街上,我是李白的远房亲戚。二锅头帮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搀扶着我),找到了诗歌的老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二锅头是亲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它一点不比洋派十足的人头马逊色。  

鲁迅当年在北京,是否爱喝二锅头?他寄宿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时,经常“夜饮于广和居”(据其日记所载),借酒浇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选择哪种酒。根据他刚烈的性格,不会对辛辣的二锅头有太多的抵触情绪。至少,他频频买醉的那段时间所写的作品(《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黄酒那样绵软、温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干一般刺激。我想,仅凭花雕、加饭之类,无法使鲁迅爆发出撕心裂肺、惊世骇俗的一声呐喊。鲁迅的文章,至今仍散发着药的气质,是我们民族养心强体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馆里,虽然各地名酒应有尽有,但销得最快的,恐怕还是二锅头。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北京人,似乎还是觉得喝二锅头最对口。近年来又推出一种二两五小瓶装二锅头,颇受欢迎,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小二”。在外面吃饭,常能听见招呼堂倌的声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唤谁的小名。  我知道在旧社会,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二锅头还有个好处:因其价格便宜,所以制假售假的较少。在假冒伪劣横行的时代,这还是挺让人放心的。  

我父亲数次去俄罗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国际列车前,都要采购一箱二锅头,作为送给那边的“关系户”的小礼物。想象着一箱二锅头陪伴着老父亲横穿西伯利亚大草原,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父亲说俄罗斯人嗜烈酒如命,对北京的二锅头一见如故,如获至宝。而且最认“红星牌”的。假如你打出租车,送司机一瓶二锅头,他绝对屁颠屁颠地替你跑,并且不收你的车钱了。俄罗斯原本也产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只是限量供应,满足不了众多“酒鬼”的需求。二锅头在他们眼中,相当于来自中国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罗斯,是否也带有“二锅头”的性质?父亲带回一瓶伏特加,我尝了,在口感上跟二锅头极像。都属于劲挺大的。甚至连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辙,印刷的商标也一样简单、朴实。可见真正的烈酒,无需讲究外包装的。有“口碑”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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