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穆哈姆得·尤努斯在孟加拉的贫困山村开始了不断的尝试与实践，建立了日后的格莱珉银行，针对贫困女性提供金融扶持和帮助。
而与孟加拉类似，中国也遍布贫困山村。根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近40%的人口在农村，仍有551万贫困人口。中国面临着与孟加拉一样艰难的脱贫问题。
2014年，格莱珉中国在江苏省徐州市陆口村正式落地。陆口村属于徐州新沂市窑湾镇，下属8个自然村，2017年有4000多人口。格莱珉陆口项目到2018年2月，发展了近500会员、400位借款者。
社群模式下的小额贷款是格莱珉为乡村妇女的赋权方式。不同于通俗的理解，布兰桂、卡洛斯在其所著的《灌权》中阐述广义上的赋权并不是给予人权利，而是释放人本身就有用的权利1。格莱珉的模式正是让女性释放出因资金、家庭等种种限制无法有效发挥潜能。世界银行定义赋权的核心为建立个人资产和集体资产、提高组织效率和公平性的行动2；本文从徐州实地的调研出发，分经济赋权、满足社交需求的两个方面体现格莱珉对徐州乡村女性的赋权。
一、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养家糊口、实现梦想
在格莱珉的中心，五个女性围坐在一起，一起庄严地说出“团结纪律，勤奋工作”。她们是陆口村的村民，最初只是一位因现实所迫无法实现梦想的妇女，携手另外四位处境相仿且互相信任的朋友组成一个小组，提出自己想做的小生意。格莱珉的员工综合评估，“养猪要多少钱买猪苗？”、“怎么避免猪瘟？”等，认为这些梦想可行后，格莱珉便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养家糊口、实现梦想。此后每周，类似这样的几个小组都会聚在一起，换上部分贷款，畅谈家庭和生意，这就是中心会议。
在徐州，这一个个看似平凡的聚会，却潜移默化地组成了格莱珉为当地女性编织出的广大社群网络。从个人到小组、再到中心会议，徐州的女性就这样由小到大地构成了强大的社群网络基础，为徐州可持续发展性提供可能3。
格莱珉的服务对象是乡村贫困妇女。而其特殊性体现在小额贷款与社群结构，以此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化社群模式。小组互相有着无担保义务的道德监督。
五人小组借款前会进行一周的培训，辅助提高管理和使用资金的基础能力。由中心经理进行家庭状况的调研后，格莱珉能向妇女单笔提供最大额度两万元的短期贷款。贷款采用每周还小额的方式，即在每个周二的中心会议上交给中心经理。这样使即使周转不顺的借款人也能按时还款。
在格莱珉中国， 还款率接近99%。在中心会议上，员工还会贷款额约千分之一的比例收取储蓄作为会员的风险基金。中心会议提供跨组交流的机会，让妇女脱离家庭的牵系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进行沟通。
二、小额贷款为捉襟见肘的贫困女性经济赋权
万女士4是徐州王楼兔子店的主人。她之前靠卖烤饼为生，但是由于胃病原因，打算和老公一起转行养殖兔子。万女士成功地在格莱珉工作人员的扶持下先后创办和扩建了养殖场。关于格莱珉的特殊的五人小组制度，万女士提到五人小组之间的互相的关系就是“互相担保，一个礼拜还一次钱。”她表示对格莱珉的帮助十分感激。
在徐州龙池中心，孙女士5和言女士6是两个中心会议的参会者。言女士15年加入格莱珉会员，而孙女士是16年加入的。两人都养猪，而经历猪瘟是的境遇却迥然不同。言女士利用格莱珉的借款在猪瘟的时候冒风险购进猪后，她成为为数不多的获利的养猪户，现在事业发展顺畅。孙女士则在此期间损失严重。中心会议时，相同行业的两个人交换了经验，言女士帮助孙女士安排相应用品，且分享养猪经验，孙女士称帮助很大：“她的消毒方法非常好。”
这两个案例中的妇女都因格莱珉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帮助：格莱珉直接或间接地赋予了她们经济上的能力。格莱珉经济赋权的方式包括 ：
1.给予的连续的贷款；
2.对乡村妇女存款意识的培养；
3. 以及在金钱之外的扶持。
格莱珉规定，在借款人还款满一万元时，可以继续借，从而使得他们手中始终握有其所能贷到的最大值，这和其少额多次的还款方式相辅相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格莱珉款额上的限制。
同时，尤努斯博士深谙农村陷入贫困循环的根本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农民没有存款理财的习惯，即握在手中的流动资金很快都会被花光。格莱珉因此鼓励会员在每周的会议上进行存款，这不仅能为会员们创造一笔可以随时挪用的基金，还能为他们养成储蓄的习惯。格莱珉的员工，在经过严格的培训后，考虑到乡村妇女普遍经济知识匮乏，会定期走访其工作场所，对其提供指导与建议，帮助其经营创业和投资更加顺利。
在格莱珉促成的中心会议中，小组里的女性，可以进行十分有效的交流。这样的社群基础让会员们的交流中不乏对经商、养殖等方面的经验讨论，像上文的孙女士和言女士一样；甚至有时会互相进行合作，以相互促进生意的发展。
格莱珉可以为会员提供经济方面上的自由，从而使会员能更自如地支配时间。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后，她们可以增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更能够投入到孩子的教育里去，从而达到让农村的教育总体水平进行一个提高。
格莱珉也能有效地帮助无法从别处借款的人群。
首先，格莱珉收益群体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大部分商业银行拒绝为60或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贷款的服务，而农村大部分的留守贫困人口皆是老人。养牛的牛老先生7当被问道为什么不从别处贷款时，表示“年龄太大不给借啊，就咱们这个年龄都过了。” 他的妻子已是四年的会员，而此前他无法想象的贷款不断撑起了妻子当时的服装贸易，还从零开始帮他搭建了牛棚。
其次是信用社拒绝放款的人，徐州信用社在审核借款人信用的时候，会据其款额进行一到多个担保人的要求。据调查，很多的会员，来到格莱珉的理由都是因为寻找不到担保人以及缺乏能抵押的资产，当被问到为何不从信用社贷款时，养兔场的万女士表示寻找担保十分困难：“现在谁愿意给你担保。”
此外，看似门槛低、效率高的互联网贷款，在农村也有着触及不到的地方。中国格莱珉与企业合作关系高级总监李根解释说：“虽然互联网金融可以接触到普通银行不接纳的贫困人口，但是互联网贷款的前提是与任意银行存在交易关系。”他表示这不是农村人民能满足的条件，而格莱珉给他们提供了所需的平台。
三、社交赋能：格莱珉满足社交需求的方式与成果
小额贷款实现了为很多捉襟见肘的贫困女性的经济赋权。然而有很多女性经济上并不拮据，或者是已经在格莱珉的帮助下经营情况转好，不再需要贷款了，但她们仍然会长期保持一定数额的贷款，坚持参加中心会议。
陆口村的邓女士是一位毛豆大户，今年51岁，已经参加了格莱珉的项目十几年，每周都会坚持参加中心会议。虽然她已经发家致富，最高两万的贷款对她的“大生意”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她仍然坚持借款，且从未缺席过每周的见面，对此她的解释是“习惯了，参加这个很开心”。
长期重复，使“成为一种习惯”，格莱珉的员工王先生也表示“简单重复”是格莱珉的原则之一。
通过每周“简单重复”的中心会议，徐州格莱珉在帮助底层农村女性实现了物质的需求之后，同时关注到了他们的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小额贷款为引，中心会议构建了乡村社交网络，在这个社交网络当中，乡村女性得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走出家庭，在社会交往中满足精神需求。
在中心会议之中，同村的几个五人小组聚到一起，聊聊小生意的经验，谈谈家庭的幸福与烦恼，每周的进步和成就同样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高战对此的解释为“中国的女性尤其是乡村的女性......只要能社交，她掌握经济和社交的主动性，她的地位一定能够提高”。
徐州格莱珉的朱经理就认为“我们就是想搭建一个桥梁给大家互相认识，就是以我是谁的身份，不是谁的妈妈，认识大家。......就像一个信念，我们想有一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中国的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贫困女性也承受着家庭的重压，很少与人沟通，格莱珉的工作人员李先生认为“农村的人是非常勤劳和忙碌的，不愿意花这个时间（与朋友聚会）。”万女士表示大家平时坐在一起就是去换钱，听听课，平时还会聊一下天，但是因为生意的繁忙，“虽然都认识，但是都忙着赚钱，种地，个人忙个人的。平常没有见过，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养猪的苏女士也说因为“太忙了”，虽然熟识，如果没有中心会议作为纽带，大家也不会坐在一起敞开心扉交流彼此的心事。
年轻女性可能因为生活压力和繁忙工作没有时间和人交往，有倾诉的需求。老人同样也需要社交获得生活的乐趣和自我价值的满足。格莱珉员工王先生认为：“年纪很大的女性已经不可能出去工作了，但是参与这个得到一部分钱，可以比较体面的活着。”这种体面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体面，更是社交带来的精神满足。王楼已70岁高龄的章女士8虽然是退休公务员，生活无忧，但还是加入了格莱珉贷款支持的纺织厂的工作当中，“在家没有事，在这和年轻人干活也年轻了，心态年轻。”
这时小额贷款从单纯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成为了一种媒介，让乡村女性们得以坐下来，抽出部分时间用于社交。所有被问及的女士都表示在中心会议中“很开心”，这种抽空的闲暇和回归自我给与了她们精神上的满足。
除此之外，这种社群模式也让乡村女性获得了独特的会员身份，这种会员身份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确立。印度经济学家霍夫和潘迪在文章《歧视、社会身份和持久的不平等》中发现，社会身份塑造了人们的信仰体系，并在激励机制下对个人的绩效产生了明显影响9。高战也讲到了“她们非常珍惜这个会员的身份，也非常珍惜开会的机会……开会对她们来说就是社会地位提高的象征。”通过加入格莱珉，她们不再是一般的“乡村女性”，而多了一重特殊的身份——“格莱珉会员”，再通过中心会议的“仪式感”，这种身份得到了强化，女性从中获得了骄傲感和自我肯定，实现了精神上的赋权。
四、乡村妇女有了资本，也有了自由
“现在有钱了，第一步都是他们支持我的。走到今天也全是他们，帮助我很大。”10格莱珉正是如此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徐州的这片土地，从金钱上的支持到精神上的满足，为女性建立起强大地社群背景。乡村妇女有了资本，有了自由，有了家庭以外的依靠。
格莱珉以其便利性、流动循环和社群连接等优势保障了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收入情况的乡村贫困女性参与到社群模式中获得小额贷款的权利，从而实现了更广阔的的赋权。
（以上受访者人名皆为化名）
【作者简介】
沈以萱 2002年生于上海，就读于世界联合书院大西洋分院
贾一帆 1999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陈爽生 2005年生于湖南长沙，就读于深圳市万科梅沙书院
俞昕熠 1999年生于浙江绍兴，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1. Blanchard, Kenneth H., John P. Carlos, and W. Alan. Randolph. Empowerment Takes More than a Minute. United State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10.
2.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ffairs Division for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sa/socdev/ngo/outreachmaterials/empowerment-booklet.pdf
3. 参见图1
4.小组采访，7月22日上午，徐州王楼，兔子养殖基地
5.小组采访，7月23日上午，徐州龙池
6.小组采访，7月23日上午，徐州龙池
7.小组采访，7月25日下午，徐州陆口村
8.小组采访，7月22日上午，徐州王楼，纺织厂
9.Hoff, K., Pandey, P., 2014. Making up people: the effect of identity on performance in amodernizing society. J. Dev. Econ. 106, 118–13；Hoff, K., Pandey, P., 2006. Discrimin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 Am.Econ. Rev. Pap. Proc. 96 (2), 206–211.
10.兔子厂万女士，7月22日上午，徐州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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