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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故事

孙先生早年行医,1894年创立兴中会决心从事革命运动。1905年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帝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布临时约法。隔年被迫辞职,后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24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发表新三民主义,创立黄埔军校,年底扶病到达北京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孙中山先生,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后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先生以清朝同治帝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后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后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孙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后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后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后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后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后,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事败后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后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后,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后,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伦敦脱险后,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八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后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后,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复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於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於尔后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占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犟,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占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馀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后,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后,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於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布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於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於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

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复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於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馀人起义於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於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於长江各埠广布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后,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於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复;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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