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家乡广安生活了15个春秋,而正是这15个春秋,给这位历史巨子思想信念的初步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因避讳而改名的不满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在川北道顺庆府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其父邓绍昌(字文明)按谱系为之取名邓先圣。
1909年,邓小平五岁入塾。塾师邓俊德,人称“邓三先生”,清末落第举子,愤世嫉俗,崇尚康、梁。小平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虽然顽皮好动,先生所教的课文全能熟背。不到两年时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都被小平读了。
小平入塾时,“邓三先生”曾以他的名讳“先圣”有对孔夫子不敬之嫌,将其改名为“希贤”,这事引出了后来他对塾师“一分为二”的评价。12岁时,他曾对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同乡学友、后来的姐夫唐惠民说:我很敬重邓三先生的学识和人品,但我似乎又觉得他有点迂腐和霸道,圣贤,本非先天生成,而乃后天造就,因此,不必在一个人的名讳上做文章。对起名犯忌显得有思想僵化,硬替别人改名似乎太霸道。最后他还风趣地说:“可能是我这个‘先圣’同他的‘先生’谐音。同学叫他就好像在叫我,他不高兴。”至今人们看到,在1926年镌立的小平生母淡氏的墓碑上,仍然刻的“邓先圣”,这也许与他对改名不悦有关。
革命才是被压迫者的节日
1911年,7岁的小平进入协兴北山小学学堂学习。这所新式学堂是头年刚建的,四个班,共100多名学生,小平分在丁班。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老师也是东拼西凑,小平父亲有时也来授课。说来也巧,国文教师又是“邓三先生”。他除了选教《论语》、《古文观止》上一些名篇外,常在课堂上毫无顾忌地大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他列举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罪行,并指着县城和观音阁的外国教堂,大骂西方列强把黑手伸向广安。“邓三先生”还要求学生熟背重庆巴县少年革命家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我同胞处今之世,当今之日,内受满族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并把邹容作为楷模,要求学子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当然,这些爱国内容的讲授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但日复一日的死记硬背,却在孩童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邓三先生”是小平爱国思想萌芽的“第一启蒙者”。
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王天杰和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这个消息很快由同盟会员、数学家何鲁传回家乡,包括邓小平父亲在内的广安哥老会众跃跃欲试。11月22日川东北起义民军攻下了广安县城,当天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大汉灭满,建立民国”的告示,而且男子纷纷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小平父亲则担任新军训练营营长。小平曾随父在军营住过两天。
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6月,川北宣慰使张澜来广安撤销了蜀北军政府,将起义人员全部遣散,就这样,这个广安和川东人民所盼望并寄予很大期望的新生儿,仅仅存在了7个月就夭折了,但这场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在小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革命,是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少年小平也许已经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了。
开明父母的言传身教
早年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的邓绍昌深知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教育落后,文明不昌,是中国贫穷挨打的祸根。他常在家中讲:“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但他自己已深感力不从心,于是把更多精力花在培育下一代身上。“三代单传”的邓绍昌“望子成龙”,给四个儿子取名为先圣(小平)、先修(邓垦)、先治(蜀平)、先清,含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尤其要求长子小平要苦其心志,将来成为国之栋梁,因而对小平十分苛求。在北山小学四年间,小平就因一次生病耽误了几天功课而考了个第二名,便受到父亲严厉责打。
小平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他偷了家里5块大洋(当时能买500斤稻谷)。父亲后来到班上了解,才知道小平将钱拿给他的同学替妹妹治病了。于是,这个在家中和协兴场都享有绝对权威的显赫人物第一次下了“矮桩”,承认自己“失察”,称赞儿子做得对,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这时的小平常常突发奇想,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来。有一次,家中的大白猫被邻居借去捉几天耗子,他在家写字,看见老鼠在墙脚跑来跑去,十分嚣张。于是他用一张大纸画了个大黑猫贴在墙上,老鼠被吓住了。家人问他为何把家里的白猫画成了黑猫,他不屑一顾地说:“管他白猫黑猫,吓倒老鼠就是好猫”。后来的“猫论”可能即源于此。
“文革”期间,“四人帮”煽动批“猫论”,广安百姓愤愤不平地回答:“要不是白猫黑猫,我们的骨头早喂了野猫!”
小平的母亲淡老夫人,待人热情,性格开朗大方,周围的邻居百姓都愿意和她接近,有什么事都愿意找她求她。特别是那些贫苦的农家,都乐意向她求助,她也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母亲的行为品德无疑给了小平很大的影响。
踏上救国之路
1915年,小平到离家十五里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住校读书。三年后的1918年夏,14岁的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第十班读书。广安中学堂治学严谨,爱国教育的理念十分明晰。学生进校的第一堂修身课便是“期望”:“英才乐育胶庠,中坚人物期望。期望,期望,望我学业向上,望我文化开放,望我竿头日进,改善中华气象,乘风破浪。”这诗一般的语言,让学生永生不忘,后来成了广安中学的《校歌》。同时该校还把岳飞的《满江红》作为师生的必唱歌曲,所以小平在1983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满江红》,无限感慨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重庆各校学生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卖国的怒火,对川东各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广安县立中学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课,参加者手拿一面白旗,上面写着“保山东主权”、“诛国贼”等。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是狂热的参与者,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参加抵制日货的宣传十分积极。
从这年6月起,学校已无法平静地教学,加之暑期临近,小平的母亲到学校将其接回家中。不久,父亲邓绍昌也从重庆赶了回来,他带来了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这个决定正中小平心意,他终于可以实现“留洋”的梦想了。
1919年9月,小平告别泪流满面的母亲和父老乡亲,踏上了县城东门口渠江码头的货船,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自此一别,小平再也没有回过梦绕魂牵的故乡。（摘自：《新西部》2004年08期 作者：蔡世武 孙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