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本文摘自：《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作者：杨宗丽明伟，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历史刚刚进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附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省市区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
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
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原先的设想，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那天，到会作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
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
根据这一抓重点的安排，周恩来雷厉风行，随后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为确保北方八省区的抗旱和农业工作的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来在严重的旱灾中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这天，他一面继续听取北方八省区关于抗旱情况的汇报，强调干部带头下去蹲点的关键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农业没有过关和北方旱情的严重性。生日，对他来说，早已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仅是给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压力。
到3月7日，周恩来仍为华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大家汇报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
当天，由周恩来点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下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首次北方农业小组会议。
他在会上说：
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
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
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和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破坏。这是一。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机，我要到灾区去。第三就是明天九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安排好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周恩来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灾害，给周恩来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但它并不能压垮周恩来。在地震灾区，周恩来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嘱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地震预测研究。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地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态势正在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来不断地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大谈加强我国的农业、水利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思发表了《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
这些社论一反党和政府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提法，标新立异地强调：
政治统帅一切。
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
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
敏感的周恩来知道，这种论调不是个好预兆，这样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邓小平与他有同感。
与《解放军报》相对应，《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意见，从4月6日至22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
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伙讲政治，迎合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作的过分严重的估计，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判断。
正在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险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从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上去阐释突出政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随即，《人民日报》的观点遭到指责，被批判为“二元论”。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忙于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来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灾区)，忙于接待阿尔巴尼亚等国外宾(4月29日，周恩来陪同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参观，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到大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的时候，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一上来便从中央开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如此耸人听闻的判断，谁还能不认真对待。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他说：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这还了得?!为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还没等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中央便于通过的当天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它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披着“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运动，自打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和暗中操纵，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一位叫迪克·威尔逊的英国作家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周恩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大字报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矛盾公诸于众。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们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原则的指示。
康生则心怀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立即让曹轶欧要来大字报的底稿，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大字报的毛泽东，他的反应却与周恩来等人大相径庭，他对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这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
周恩来一下子懵了。陈毅等人也懵了。当天晚上，陈毅问他：“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只能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毛泽东在外地遥控，在京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驾驭和适应政治大局。
6月3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基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
为保证“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进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然而，派工作组一事，很快被毛泽东批评为“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随即被取消。
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显然摸不清毛泽东的门道。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毛泽东对大中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学校着眼，利用青年学生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有着共同点。
继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后，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另外两张大字报再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两张大字报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是大字报的主题!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这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一动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两张大字报后却很高兴，他从红卫兵小将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信写好后，为慎重起见，他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15人，请他们考虑信及大字报“是否正确”。
在批示中，毛泽东还说：“有错误，请指正。”
这些“各同志”中，显然有不同意见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红卫兵们知道。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
就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的这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生一念。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亲自使用“大字报”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的批评和质问，有一些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涉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决定》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所幸的是，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经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努力，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更大支持，于8月18日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就在8月18日这天的大会上，林彪发表了一番煽风点火的讲话：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虽然林彪煽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但这些话却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很快便如雨后春笋般衍生开来。
也是在8月18日这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闻名世界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当晚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有别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来只好随时准备救“火”。
到了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开始进一步冲击社会。这对政府总理而言，是万分焦虑的事。社会不能乱，这是常识。要想通过所谓的“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的心态，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时所说的：“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
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8月24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
8月26日，周恩来出席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周恩来此举，是为了向联络总站交代任务，以期此机构能对红卫兵运动起到一定的好的引导作用。
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宣布：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
为加强对联络总站的领导，周恩来还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
联络总站设立后，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于9月1日和10日召开了两次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宣讲党的政策，规范红卫兵的行为。
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
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
组织问题，希望各大专院校、各中学都要注意抓一下。
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起码应有三个组织：全校大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没有这些，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你们要注意防止两个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脱离本校的群众，一是脱离红卫兵本身的群众。
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所以他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
他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
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
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
凡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
在9月10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红卫兵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红卫兵注意：
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
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
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
对这些红卫兵小将来说，要讲清事物的一分为二，显然不是容易的事。就在这些红卫兵小将似懂非懂的时候，周恩来又说：
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
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
对普遍性的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
而对一些特殊性的事件，周恩来则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针对有的地方发生随意拦截列车的做法，周恩来极为严肃地批评道：
那是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运来的。
从8月下旬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在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红卫兵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而他亲自面对红卫兵代表的小型、个别约见、谈话，次数就更多。
利用这些汇报会、座谈会和谈话，周恩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的忧虑，接踵而来的另一大灾难困扰着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
进入秋收时节，各地生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9月4日凌晨，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刚刚来电的情况写成《要事汇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上面反映：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许多生产队被“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
基层组织瘫痪，最要命的是生产无人负责。秋收临近，这将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尽快拿出办法来。
周恩来本来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他最担心的是这场运动影响生产。然而，现实告诉他，“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无情地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
针对红卫兵串联运动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的态势，早在8月下旬，周恩来就指示陶铸组织起草过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提出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进行坚决保护”。但通知稿必须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才能向下发。当通知稿传到热衷于搞乱国家的江青手中时，江青以“中央再讨论一下”为借口，压下了这一通知。
国家安定和人民生活生产问题十万紧急，容不得拖延。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一个未定稿——《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条要求，其中讲到：
红卫兵串联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使这些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
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联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
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
这份未定稿中还提出：
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与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当周恩来彻夜未眠修改好这份《意见》，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陶铸、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王任重、刘志坚等人参加的会上讨论时，尽管陶铸、陈毅等人赞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这份重要文件再次搁浅，没有发出。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事后，周恩来与支持自己的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
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