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
陕北，红色临时首府保安，1936年夏秋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就着一张未油漆过的上面铺着红毡的方桌，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毛泽东指间夹着一支“前门”，侃侃而谈自己的思想和经历：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尚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中，胡适的言论对他形成后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未来的岳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去了一封信，劝他去北大学习。还告诉他说，法国因劳动力紧缺，来中国招募工人，吴玉章、蔡元培等人由此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学会以主办此事。
在接到杨昌济先生信的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一帮欲赴法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北京城。也就是此次入京，他有了与胡适面对面的机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北京时，曾经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座谈。谈话形式是会员提问，请其答复;谈话内容涉及学术理论与人生实践等各种问题。
胡适的学生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1959年12月26日
先生说：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
日记中提及的“信”，没有保存下来，胡适又没有具体告诉胡颂平信中内容。因而，后人已经无从知晓信里到底说些什么。
目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至于他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杨昌济介绍的。据说，毛泽东进京后就借住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家里，一边加紧联系赴法事宜。后为生计所虑，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然而，胡颂平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否认了这种说法。
……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 “不是。……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 “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 “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毛泽东的管理工作本身颇为轻松，只是让前来看报的读者签名登记而已。
20年后，已做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起这段往事，说道：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因此而气馁。孔子不是说过“不患人之不知己”的话吗!对一个怀抱大志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冷遇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能刺激他，使他更加发奋，更加锐意进取。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那时，胡适任北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就常去旁听他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