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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面对亲人死亡

 

  1919年10月4日,毛泽东正领导湖南人民开展驱张运动。这时,他韶山家里派人到长沙给他送来了一封紧急家书。

  此时的毛泽东并不住宿舍,只有他的小弟毛泽覃在房里看书。当毛泽覃拿到信后,忍不住哭了起来。他顾不得招呼来送信的人坐下,就立即拿着信朝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跑去。

  毛泽东看了信几行后,眼里立即涌出了泪花。随后,他便和省学联的另一位负责人讲了几句,就带着小弟回到住地。

  家乡来送信的人是毛泽东的一位堂兄。他告诉毛泽东:叔叔要我来长沙,要你和泽覃立即回去,晚了恐怕见不到你母亲了。

  毛泽东一听,如五雷轰顶,站在房子里一动也不动。

  “润之,你还在发什么愣?还不快收拾东西回去!”来送信的堂兄的催促声,才使毛泽东惊醒过来。他匆匆忙忙出去安排了一下有关事情后,就带着小弟泽覃随来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当时,由于韶山不通车,全靠两条腿走。100来里的崎岖山路,毛泽东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即便如此,当毛泽东赶回韶山时,母亲早就入了棺。

  毛泽东久久伏在母亲的灵柩上,泣不成声。当晚,母亲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在毛泽东眼前出现。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那伟大的人格和善良的心肠的追思之中。稍顷,他用笔在一张白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来祭奠的人们,看到了毛泽东那发自肺腑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

  1919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毛泽东恩师杨昌济,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正在这时,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活动。他得知恩师因病重而不久将永诀人世的消息后,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前往医院探视。

  望着心爱的学生,杨昌济感到莫大的欣慰,但他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时日不多了。于是,杨昌济拿起笔墨,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写完后,要毛泽东给装进信封里。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士钊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

  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如释重负。不久,便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20年1月17日。这时候,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恩师、未来岳父的逝去,使毛泽东尤感悲恸。

  1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为杨昌济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杨老先生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章士钊、毛泽东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读到悲痛处,他不禁泪如泉涌。

  随后,毛泽东又来到了自己亲笔写的那首挽联前,用手轻轻地把它放平,以表达对恩师的崇拜和尊敬。

  在追悼会散后,毛泽东仍久久停留在恩师的灵堂内。

  1931年春,毛泽东在指挥红军第二次“围剿”的战斗时,得知“共党匪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被处决”的消息。顿时,他感到天旋地转,脸色苍白得似大病一场一样,吓得警卫员不知如何是好。可作为一个历史巨人,毛泽东暂时把心中的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到斗争中。

  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才再次想起了自己的爱妻。并给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表示无限的怀念和追思,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为杨开慧写了碑文。随后,他还交给有关人员大洋若干元,要他们设法送到板仓杨开慧的亲戚处,作为立碑之费用。

  对于爱妻杨开慧的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深知杨开慧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1957年2月,杨开慧青年时期的挚友、时任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的李淑一毛泽东写信,信中李淑一希望毛泽东把过去曾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抄赠给她。

  毛泽东收到信后,于当年的5月11日给李淑一回了信。“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信后,毛泽东还特别拜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毛泽东这里说的游仙诗,便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词中的“骄杨”即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赞美。

  特别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

  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桌前,缓缓抚平宣纸,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4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

  毛泽东慢慢地摇了摇左手,然后语调缓慢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因为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

  大儿子毛岸英喋血朝鲜战场,这是毛泽东面对亲人死亡的最痛苦的时刻。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从失子之痛中解脱出来,并对周恩来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别人的子女能上战场流血牺牲,为什么我的儿子就不能上战场牺牲?

  由于毛泽东在对待儿子牺牲的问题上是这样的豁达,所以,毛岸英从此长眠于异国他乡,同时也成了中朝友谊的象征。

  后来,毛泽东不但要承担失儿之痛,还不能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儿媳。就这样到1953年,岸英牺牲两年以后,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刘思齐,“娃,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当刘思齐提出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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