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亲自为赴越担任中共联络代表的罗贵波写介绍信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对越南发动了新的殖民侵略战争。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动员越南民众奋起抵抗，坚持长期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包围、钳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此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越共(1930年10月，越共中央将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在越共二大时改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在越共四大时又改为越南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认为，“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兵种及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是当前越南抗法战争面临的最大问题。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李碧山和阮德瑞作为特使，携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请求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并为越方派遣军事干部，提供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随同出访。在毛泽东出访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设立对外联络部，涉及外国党的问题由刘少奇直接处理。
当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鉴于新中国刚成立，财政极为困难，只答应给越方提供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要求。刘少奇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毛泽东。12月2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越建交的问题。会议认为，在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利多弊少。会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越共中央：“为了建立中越两党经常性的联系，并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各项问题，我们希望越共中央能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北京，以便讨论和共同决定有关的各项问题”，“这个代表团应秘密来中国”。越南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
1950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1月17日深夜，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少奇发来急电，同意立即与越南建交。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后，觉得还有不妥之处，第二天又起草了一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名义给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的复电。这两封电报发出不久，毛泽东觉得还有可斟酌之处，于是又在18日下午3时半给刘少奇补发了第三封电报。毛泽东在已发出的给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的电报上添加了数十个字，特别提到“很荣幸地接到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的声明”，表明了毛泽东对胡志明的尊敬。
1月18日，中国政府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复函越南黄明鉴外长，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随后，苏联、东欧各国相继承认了越南，打破了帝国主义妄图对越南的孤立。越南为了纪念中越建交，将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纪念日。
鉴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交流极为不畅，刘少奇亲自选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赴越，沟通两党之间联系。1月下旬，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罗贵波：“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大约3个月左右。”刘少奇问他：“有什么意见?”罗贵波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是一项从未接触过的新工作，任务复杂而繁重，我担心难以胜任。”刘少奇说：“我们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
刘少奇考虑罗贵波到越南去，必然要与国内许多部门发生工作关系，便亲自帮助罗贵波与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西、云南等省建立了联系，为罗贵波赴越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刘少奇还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罗贵波首先与路过北京的黄文欢见面，又与胡志明派来的特使李碧山、阮德瑞等谈话，还与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接触。不久，在刘少奇的亲自督促下，有关部门为罗贵波配备了1部电台和8名随行人员，有参谋、秘书、报务员、机要员和警卫员。
在罗贵波赴越之前，刘少奇又同他谈了一次话，嘱托他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接着，刘少奇叮嘱罗贵波：你和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刘少奇关心地说，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刘少奇还亲自为罗贵波写了介绍信：“越共中央：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一月十三日。”
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直接负责援越抗法的军事、经济援助工作。据罗贵波回忆，刘少奇、周恩来曾数次找他谈话，向他交代任务和工作方法。交代的工作中有这样几项内容：(一)负责向越共中央传达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并把越共中央的意见带回来，沟通两党关系。(二)根据工作需要，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供党中央参考。(三)告诉越共中央，援助越南的方针，我们党是定了的，但有些事情现在还做不到。越共要我们帮助装备3个师，现在还不现实，要了解情况后再说。还有关于越南提出进行两国贸易的问题，党中央认为开展贸易、通过两国贸易支援越南是完全可以的，但目前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公路、铁路都没有，这就无法进行较大规模贸易，靠人背是不行的，所以要先设法畅通道路。(四)少奇同志还特意要我向越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们在抗战期间对我们两广一支部队的照顾。当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支部队转移到越南境内越共的根据地，得到他们在粮食、弹药、医治伤病员等多方面的支援。关于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说，先初步定3个月左右时间，以后看情况再说，但有一条，对外要保密。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由北京启程赴越南。就在罗贵波去越南途中，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刘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胡志明的来访，让刘少奇非常高兴。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二人就在广州相识了。那时，刘少奇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胡志明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胡志明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为越南革命青年讲课。刘少奇主讲工人运动，给越南革命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回胡志明的到来，他虽觉意外，却有久别重逢之感。
胡志明抵京的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盛情欢迎他并与他举行会谈。越方的陈登宁、黄文欢参加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刘少奇表示：尽管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均在从头做起，特别是肃清匪特、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任务极其繁重，但是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回来后，中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制订。胡志明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事，刘少奇能够表态，说明中共中央对此早已有所考虑。
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还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刘少奇还立即致电毛泽东，汇报了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
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斯大林有意冷落胡志明，在胡志明2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因而援越的工作由中国来承担为好，并表示可以把武器装备运到中国，再转给越南。斯大林怕因援越而引起国际纠纷，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2月上旬，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胡志明。斯大林告诉胡志明，我们与中国同志商量过，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更为适宜。在2月16日苏联政府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离苏回国而举行的宴会上，胡志明提出，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但是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没有答应胡志明的要求。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事宜。毛泽东当即表示，作为兄弟党和近邻，援助你们军事物资是应该的，这当然是我的个人意见，还要由中共中央作决定。毛泽东告诉胡志明，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作出正式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也亟待恢复，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接管城市等任务非常艰巨。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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