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
1978年，邓小平以急切的脚步走出国门。这一年，中国决定推开国门，启动变革。
74岁邓小平一年访7国
11月的新加坡，即使在夜晚仍然暖风四溢。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也在升温。两人就像一对相识多年的老友，在饭后一起商量解决邓小平“家里”的问题。
邓小平问，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李光耀说，教育。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李光耀给邓小平出主意，解决问题就要派最得力的人去抓，就像他派吴庆瑞去抓教育、抓住房。
邓小平听得很认真。1920年，16岁的他曾途经新加坡去法国留学，58年后，这个小小岛国的崛起，显然让这位谋划着中国重整山河的领导人深感震动。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草坪上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白天会谈中的观点:中国将实施新的侨务政策。这也是他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他告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说真话，是真诚的，不说假话。”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
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的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让邻国放心
1978年的邓小平相当繁忙。从年初的科学大会开始，随后又是连续视察和出访。在到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在1978年初，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艰困，“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
“文革”期间，“造反派”曾在中尼边界竖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中方人员也曾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语录及像章。结果缅甸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尼泊尔则要求中国撤走部分人员。
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李光耀说，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
“要比就要跟国际比”
和访问缅甸、泰国等地一样，邓小平先向李光耀解释了与越南交恶的原因。不过，与出访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对于新加坡，邓小平有更多期待。
在197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新加坡已被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标志着它已完成初级工业化。
新加坡没有被哪个国家刻意扶持过，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主题之一。
在白天不同寻常的会谈后，邓小平和李光耀在晚宴上的倾谈更加亲切而坦率。对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开放和引资的经验。由于这时新加坡也处在转型期，他们还谈到了劳动密集型发展期之后的种种情况。
邓小平本来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他于是到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了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遥望了这些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1979年10月，邓小平讲到:“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而“裕廊工业园模式”，更造就了至今遍布全中国的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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