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爱情入手，涉及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不仅详细披露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还穿插了许多周恩来总理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更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和怀念意义。
“我们在通信中确立关系”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夫妇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
那天热闹活泼的情景，邓颖超在晚年还向自己的秘书赵炜生动地描述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赵炜至今说起来仍情趣盎然：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两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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