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远离故国，来到苏联，一住就是九年。本来，她并没留居这么长久的打算，想两年后返回延安，这样的话，她曾经给钱希钧说过。但她出走延安不久，毛泽东便与上海来的江青婚配，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想回到毛泽东身边的初衷彻底破灭了。一个三十岁女人的人生悲剧序幕，便徐徐拉开了。
贺子珍留居苏联岁月，遭遇是相当惨苦的，先是失子之痛，眼含热泪将怀孕出走在异国他乡分娩而夭折的男婴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墓埋葬;后又因顶撞一个小小的儿童院长被无端送到疯人院去作精神病人对待，长期关押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里。孤独、孱弱无助、精神受到巨大创痛的贺子珍遭受的重大打击，一个连着一个。而这些打击之中，最大的痛苦，还是没有忘情于毛泽东。但木已成舟，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走酿成的一杯苦酒，只有她自己慢慢吞咽了。贺子珍，是否有几分后悔呢?
1947年冬天，带着长长的思念，贺子珍携着娇娇才踏上归国的旅程。
回国后，贺子珍得知妹妹贺怡与母亲温吐秀在多事之秋的岁月均得到毛泽东的关怀与照顾。她感激不尽，于是，身在东北，情思滚滚，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别九年来的第一封信，饱经沧桑，有多少话要倾诉，但又何从说起?真难为了贺子珍。她只得向毛泽东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特别是苏德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信中写道，这段日子比长征还苦，表示今后要好好工作，感谢毛泽东对妹妹和母亲的关照，终生铭记在心。
贺子珍身边的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将两封信装在一起，邮给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回信，只给娇娇发去一份电报，大意是：娇娇，我的大女儿，你的信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好女孩，爸爸很好。
不久，毛泽东派人来东北，找到贺子珍，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将娇娇接到身边读书，贺子珍当然没有意见。她丝毫没有想到娇娇离开她后带来的孤独与寂寞。果然，娇娇远离后，孑然一身的她，倍感孤独，甚至有几分凄惶。她按捺不住思女之情，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分手后的第二封信，其意无非表达对娇娇走后的思念与自己的孤独，并在信里希望毛泽东保重身体。
毛泽东没有回信，让娇娇给贺子珍写了封回信，除了表达一番想念妈妈的感情外，也有爸爸向妈妈问好，希望保重身体之类的祝福话。
贺子珍给毛泽东的两封信，毛泽东都没亲自回复，可能一半是由于工作忙，一半是有意让女儿做他们之间联系的纽带，这样，更自然一些，亲切一些。于是，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身边，让母女生活一段时间，以慰藉贺子珍孤独的情怀。毛泽东还让娇娇回去给妈妈捎去许多食物。而娇娇回去之时，贺子珍同样“回赠”一些毛泽东喜欢的食物。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艰苦的岁月孕育的女儿，就这样成为沧桑岁月中两人心灵联系的“信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石家庄见到贺子珍的胞妹贺怡，两人自然谈到贺子珍近况。毛泽东说，让贺子珍到这里来，并说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对于孤独的贺子珍来说，这不啻是一句福音。不言而喻，毛泽东是要同贺子珍恢复夫妻关系，承认无声的历史造成的这个事实。
然而，历史并不按毛泽东的想法去更替，当贺怡满怀喜悦去哈尔滨迎接姐姐南下之际，姐妹俩在山海关的列车上受阻，不准进石家庄，只能去上海贺子珍哥哥贺敏学那里。
身为中共要人的毛泽东的意见，都不能顺利执行，是否由于会出现复杂的家庭矛盾，才导致贺子珍不能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呢?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遭遇到了。当然，这件事又一次给贺子珍思想感情以重大的打击。本来就有些渺茫的憧憬，开始要幻灭了。
开国之初的1950年，贺子珍与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联名致信毛泽东，信中不免谈到三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流露出贺子珍依稀回到毛泽东身边的一线希望之情怀。毛泽东很快回信，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贺子珍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那一线渺茫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以后，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后，神态发呆。收音机将毛泽东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这以后，贺子珍病了，精神恍惚，不思饮食。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深知贺子珍生病的原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怎么办呢，不得不写信进行一番宽慰，嘱咐贺子珍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不要抽那么多香烟，并要求贺敏学照顾好妹妹。毛泽东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
另外，毛泽东还叫女儿娇娇赴上海看望妈妈，毛泽东的信与女儿的到来，的确对“医治”贺子珍心灵与精神的创伤起到很好的作用。她的病情竟渐渐恢复，还把烟戒了。
以后，毛泽东通过娇娇，不时给贺子珍捎来东西，表示一番关怀之情，最令贺子珍动心的，是毛泽东送给她的一张淡黄色手巾，这张毛泽东曾经用过的手巾，更激起她的一片思念怀旧之情。表明她与毛泽东之间，情未断，意未绝。
贺子珍的身体，渐渐康复，定居上海，这当然是组织的安排，但使贺子珍不理解的是，她三番五次要工作，都不能给以解决，她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大闲人，这是她知道不能来到毛泽东身边后的新的最大的苦恼。她认为自己在虚度年华，特别是祖国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时期，为了打发无聊岁月，她不得不在上海居住一段时间，又到福州的哥哥贺敏学家住一段或到江西南昌住一段。尽管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照顾很好，享受副省级待遇，但心灵的孤寂与感情的创伤，始终是丰裕的物质生活不能医治与取代的。
长期孤独、无聊的生涯中，贺子珍始终没有忘怀与毛泽东在艰苦岁月里的十年夫妻生活，她想，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到毛泽东了。
岁月，对于贺子珍来说，的确无情，但也有有情的时候。
正当贺子珍满怀无奈像候鸟一样在上海、福州、南昌等地飞来飞去的时候，1959年夏天的一日，她在南昌接到通知，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也是贺子珍的好友水静陪她上庐山度假消夏。过惯了勤俭日子的贺子珍，对这一安排提出异议，不要花公家的钱，推辞不去，经不住贺怡的女儿海峰与水静两人的热情相邀，她终于同意上山。“不识庐山真面目”，贺子珍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安排，出发前海峰还给姨妈贺子珍梳洗打扮一番。
盘旋往复，贺子珍在水静的相陪下，驰骋于庐山九曲回肠的山路上，绕了数不清的弯子，终于“跃上葱茏四百旋”。漫山缭绕的云雾，不请自来，几乎想挤进她的车窗。贺子珍这次上庐山，真正是坠入云里雾中。
贺子珍的这一次上庐山，其人生际遇，像她脚下的路那样，这么多曲折，这么多云雾……
在江西省妇联主任、曾经是毛泽民妻子朱旦华的陪同下，贺子珍在庐山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次日，朱旦华与水静相陪贺子珍游了庐山的一些景点，贺子珍心情相当好，一方面缘于庐山特有的风光，兼之两个好友相随。入夜，朱旦华对贺子珍说：
“我们去会见一个人。”
“谁?”
朱旦华平静地说：
“见了你就知道了。”
贺子珍没想到，晚上还有活动，有几分兴奋。
轿车在清幽的庐山上静静奔驰。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静悄悄地在一处别墅的庭院停下。贺子珍见这栋两层小楼灯火通明，里面的人谈话声可闻，而院子四周，安静极了，惟有夜风掠过树梢响起的微微“沙沙”声。
打开贺子珍乘坐轿车的门的是毛泽东贴身卫士封耀松，他与水静一块把贺子珍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别墅值班室坐下。贺子珍感到入夜来到这个地方有些神秘，多年来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心儿有几分忐忑。
“水秘书她们来了。”
毛泽东看了看表，站起身，似乎想出门迎接，但等小封离开后，他还是坐了下来。
贺子珍被小封和水静搀扶着迈上宽大厚实的木楼梯，缓缓登上二楼，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便悄悄离开大厅，小封见水静一走，也悄悄走了。
毛泽东从自己的卧室出来，步入大厅，延安凤凰山吴家窑洞一别二十余年的一对夫妻，在云雾缭绕的庐山相会了，地点是庐山上的一幢别墅——“美庐”，接待过中华民国的元首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在这里消夏的别墅，今天，你又安排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前妻相会，你演绎着人间几多沧桑的故事。贺子珍一惊，眼前的毛泽东，不是画像，不是雕塑，也不是照片，而是真实的一个人，是她曾经朝思暮想、刻骨铭心的一个人。她突然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好，简直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笑微微地招呼她，请她坐下。
顿时，贺子珍的热泪，夺眶而出，许许多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二十年的朝思暮想，今天，终于变成现实，她辛酸、兴奋、激动、五味杂陈。
毛泽东用两个装上茶叶的杯子倒进热水，先放一杯在贺子珍面前的茶几上，然后放一杯在自己面前，在藤椅上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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