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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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1)[载《新青年》1卷5号，1916年1月15日。]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2)[指《青春》，载《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摘自《今》，原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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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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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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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3)[即《新青年》]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4)[指陈独秀的《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新青年》4卷3号。]，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捧喝(5)[指刘半农的《答王敬轩》，《新青年》4卷3号。]。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该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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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摘自《新的!旧的!》，原载《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
这回欧战完了(6)[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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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象这样的乎和会议，那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常向我们说和我们有同种同文的情谊的日本人啊!你们把这块山东土地拚命拿在手中究竟于你们民族的生活上有什么好处?添什么幸福?依我看来，也不过多养活几个丑业妇、无赖汉、玛啡客，在人类社会上多造些罪恶，作些冤孽，给日本民族多留些耻辱的痕迹罢了。这话并不是我太刻薄，试一翻日本的移民史，那一处不是这几色人先到?除去这几色人还有什么人?--那背包卖药的还是第一等的--在这等地方的商人、绅士、官吏、军人，也都渐渐丢失了他们的人性，只增长他那残暴、狡诈、嫉妒、贪淫的性质。结果更要巩固国内军阀财阀的势力，来压制一般人民，永远不能翻身。这又何苦呢?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痛苦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作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般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都还不算我们顶大的耻辱。我们还是没有自立性，没有自觉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
改造强盗世界，
不认秘密外交，
实行民族自决。
(摘自《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原载《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7)[即陈独秀。]和先生(8)[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述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9)[《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及《庶民的胜利》，载《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当时听说孟和先生(10)[即陶孟和。]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11)[指《每周评论》。]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得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于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摘自《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他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之一部分也。……(摘自《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原载《国民杂志》，2卷1号，1919年11月)
“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摘自《大联合》，原载《新生活》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
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所以要把他当作一个纪念日。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摘自《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原载1921年5月4日《晨报》)
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民国到现在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做这种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光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可以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摘自《纪念五月四日》，原载1923年5月4日《晨报》)
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
(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
(二)是“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
(三)“五五”纪念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硕宿，亦是社会革命的先驱马克思的诞生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这种研究的答案，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的诞生日必更值得我们纪念了。
(四)“五七”纪念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威迫袁世凯政府，使之屈服于日本“哀的美敦”之下的国耻纪念日。亦即是帝国主义压迫我民族的纪念日，这是个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道:“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摘自《这一周》，原载《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1924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