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绪在为大学生讲革命传统。沈玲摄
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张绪，战争年代，3次身负重伤、失去右眼，为新中国的成立出生入死。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离休20多年来，发起成立“老战士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做报告数千场。他去世前留下遗嘱，捐出遗体供医学研究，走完传奇的一生。
1921年7月，张绪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2月，未满16岁的他毅然放弃学业，追随红军参加了革命，成了一个打起仗来不怕死的“红小鬼”。
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张绪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100多次。1938年2月，他在与日军作战时，右眼被流弹击中，手术中摘掉一个眼球。1948年10月，张绪参加延安保卫战中，一颗子弹击穿他的脖颈。1953年4月，张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被美军的一颗手雷炸伤了腰，昏迷了5天6夜才苏醒过来。
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当师长主持部队备战备荒，还是“支左”武汉市当革委会副主任;无论是在职时位高权重，还是退居二线成离休干部，张绪始终严格自律，无私奉献。
1968年6月，一小撮造反派冲进著名的佛教名刹――武汉归元寺，寺内珍贵文物面临被毁于一旦的灾难。张绪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派一百多名官兵进驻把守。不少人好心规劝他别多管“闲事”，免得引火烧身。一时间，张绪也成了造反派重点打倒的湖北“四大人物”之一。但他不躲避、不退缩，终使归元寺免遭大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上安排张绪从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岗位离休。同一干休所的老八路马国昌向所领导建议成立“报告团”，正在筹备人员。张绪听说后，主动找到马国昌。
就这样，在张绪和马国昌的积极筹备下，由10名离退休的老红军、老八路组成的“老战士报告团”当年10月正式成立，张绪被大家一致推荐为团长。
从此，张绪把全部热情投入到报告团的工作。他以战争幸存者和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奔波在基层部队、党政机关、厂矿企业、大中小学，宣讲改革开放成就，足迹遍布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
是因为真切，也是因为无私，“老战士报告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来请做报告的单位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在武汉大学的礼堂里，千余名大学生入座完毕，准备聆听张绪做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走上讲台，行了一个军礼。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假眼珠掉在桌子上，随之滚落下地。掌声戛然而止，学生们惊住了。
张绪从容地捡起眼珠子，吹掉上面的灰尘后，又塞进眼眶里，然后镇静地说：“同学们，不要怕，我这颗眼珠子是装的假眼。我的右眼是和日本鬼子打仗时，被子弹打瞎的。现在有人怀疑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头子最有发言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他的即兴演讲，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喝彩。
22年间，张绪和报告团成员为军地作报告2700多场，直接听众达200多万人次。报告团先后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和“全国老有所为先进集体”称号，他自己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军“先进离休干部”，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先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接见。
张绪有4个儿子，都在部队当过兵。老大当了7年工程兵，老二当了5年坦克兵，老三在南方边境作战当了3年汽车兵，唯有老四当了空军机务兵，靠自己的努力提了干，最后做到正团职干部转业。
其实张绪的战友很多，分布在全军各大单位，都是相当一级的干部。孩子们当了兵，提干、上学的事向只要他愿意开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就是从来不开这个口。
张绪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也只有把它用在人民的身上，才不愧为人民的公仆。
虽然是一名军队高级干部，但张绪一生简朴，生活过得很简单。走进张绪的家，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客厅只有10来平方，3张混合皮沙发是八十年代初搬进来时单位统一配的，地板还是水泥地板，有些水泥面已经磨破了，露出了沙石;睡房里，床铺是木板拼装床，仅有的一个衣柜是简易衣柜，墙角的4个旅行箱已经破旧不堪，最底下的那个四周的皮已经翘开。
“比起战争中死去的先烈们，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生活再不可铺张浪费。”张绪说。
虽然自己节衣缩食，但张绪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是慷慨大方。老干部们说，干休所每次组织捐款，他从不落在别人后头。98抗洪那次组织捐款，开始张绪捐了1000元，后来听说有人捐了2500元，硬是找儿子借了1500元捐上。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金，也没有留下银，留给你们的就是这套光盘。里面是我的革命经历和做人的准则。你们要经常看一看，不要忘记你们是红军的后人。” 2006年6月，张绪专门请人录了一套影像光盘，作为特殊的“遗产”留给了四个儿子。
2008年5月1日，87岁的张绪在医院去世。儿孙们知道他有“骨灰火化撒江城”的遗嘱，但子女最后找到的遗嘱却做了修改，改成了“遗体捐献供科研”。“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捐赠遗体的老红军、老将军，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高风亮节。”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谢江虹在接受张绪遗体捐赠仪式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