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随军军医山崎宏，战后滞留在中国济南，如今老人已102岁。几十年来，老人一直坚持每周六周日给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2008年10月7日，山崎宏大夫正在为一名儿童看病
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亲热地递给我，用地道的济南话说，“吃糖。”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0ishi的意思，就是‘好吃’。”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留在济南
山崎宏严重耳背，我和他的对话全靠笔谈。他告诉我，他是“七七事变”时来到中国的。他家兄妹三人。他12岁时，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双双病死。姐姐把他带大。
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介绍说，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这段历史，山崎宏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我检索到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日军血洗山东多年，这块土地伤亡惨重，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问：“‘文化大革命’时有没有被当成间谍？有没有挨打？”
他否认。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我，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他女儿说，“如果他入了中国籍，运动的时候肯定早就被当成特务消灭了。不光他保不住，俺也得去要饭。”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
“你说笑话不？”山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三个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和周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如今摆满了他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租的一处民房。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天皇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3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
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原载于《南都周刊》3.1 杨猛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