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美国观》对毛泽东一生认知美国的过程，做了目前学术上最为详细和周密的考察——毛泽东美国观的价值取向
唐洲雁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洲雁先生的《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2009年版)是一本纯历史学著作，它以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编年史的手法对毛泽东一生认知美国的过程作了目前国内学术界最系统、周密的考察。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在工作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优势，把自己多年编辑、整理、研究毛泽东著作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料，娴熟地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给人以很浓厚的历史感。该书对毛泽东美国观的梳理，给予不同学科研究相关问题的人士提供了很多的启示。通读全书，我感觉到，毛泽东认知美国的动因不是简单的利益主义，而是有着强烈的多元价值基础的。这个价值基础就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
民主主义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时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时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末，有见识的中国人几乎都服膺了民主主义，相信它是拯救中国的根本之图。青年毛泽东自然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其对美国民主的崇拜足以充分地证明。《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用了近3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从《盛世危言》、《世界英雄豪杰传》、《新民丛报》等书刊中，毛泽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民主人物、民主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表示出由衷的敬意。从提出“联美制日”到组织“问题研究会”、倡导“民众的大联合”、创办“文化书社”、组建“湖南自修大学”、成立“湖南改造促进会”、设想建立“湖南共和国”，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开展的活动很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美国式民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坦言：“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也不可干涉湖南事。”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切不可以今天的眼光视为地方主义、国家分裂主义，这是他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横行的时期用民主主义来解决中国发展出路的一种大胆的设想，是对美国式民主欣赏态度的自然流露。这种没有深刻研究和了解的照搬民主主义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属于典型的应急行为，毛泽东的这种行为当然也不例外，也是一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所必然经历的过程。正如该书所言：“毛泽东在应用和推行美国观念和思想的过程中，也难免表现出为我所用的倾向。对门罗主义乃至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应用，都是其中的例证。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世界观尚未成熟而又对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充满渴望和选择的新青年身上，应该无可厚非。”(《毛泽东的美国观》27—28页)
毛泽东对于民主主义的再次关注是在抗战时期。面临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和国内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遭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死敌，毛泽东深知此点，所以他在此时期总体上把美国视为盟友、朋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命题。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将英、美等国家视为友邦，其基本依据就是他们是民主国家。同年，他就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表示欣慰，因为如此的结果是“四年内民主政治当无改变”，鲜明地表明了他对民主主义的态度。次年他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宣扬要“民主建国”，并把争取美国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尤其是在美国居中斡旋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宣布在这个未来的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美国民主主义的最高赞誉。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主义是美国最基础的价值，只不过他后来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人需要的民主主义。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民主主义的名词一直在影响着他的事业，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时甚至是以反面的方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中在论述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对美国的认识何以经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时指出，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调整而相应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变化“表现出更加务实的特征”。我觉得这个论断是非常准确的。其实，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变化表现出务实的特点，早在“五四”前后毛泽东对西方民主认识的变化过程就表现出务实的特征。在一战前毛泽东那么热烈地肯定美国民主，那么充满激情地讴歌赞颂美国，可是巴黎和会召开后，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愤怒地指出：“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美国”，“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毛泽东的这种变化乍看起来有点突然，但是稍微了解当时中国和世界背景的人就能知道，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导的结果，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无论主张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出于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意识。1916年毛泽东为何主张联美?因为要抗日!为何他在当时赞赏威尔逊?因为威尔逊反对善后借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主导了毛泽东一生对于美国的认识。
这种以民族主义价值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而形成的认识中有好感、希望，也有反感、愤怒的成分。抗战初期毛泽东对于美国可能给予中国的援助给予了很大的希望，而当美国孤立主义占优势、迟迟不予表态时，他慨然地点出了真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那些法西斯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都是帝国主义的强盗国家，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强盗战争”。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固然比法西斯国家的专制要好，但一旦它纵容法西斯，那么它就是罪恶，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当这种民主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这种民主才是有效的、正义的、有价值的。所以当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决心共同反法西斯的时候，毛泽东又称美国为友邦了，尤其是1944年前后，他对美国表示出极其友好的态度。1949年后，毛泽东对美国的长期反感、对立，根本起源于美国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尤其是其阻挠解放台湾。新中国与美国20多年的对抗、隔绝，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利益的维护上。所以，毛泽东把打倒美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根本的国策之一，也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暮年亲自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为的是阻止苏联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害。
民族主义是毛泽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理解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视野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美国形象。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在1939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由于国共摩擦事件不断而不断地怀疑、批评美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如果说“五四”后毛泽东选择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爱国主义的驱使，那么经过大革命和十年内战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思考整个中国以至世界发展走向的最终价值标准。
从大革命到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人基本把美国与其他列强同等看待，认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纵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言论，把美国归入帝国主义国家则是其文章中经常的观点。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但他坦言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要中共疏离美国时，毛泽东虽然内心不情愿疏离英美记者，但还是遵嘱在一段时间内不接待这些英美新闻界人士。这样的举动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但从骨子里看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尊重。
用共产主义者的眼光来全面地反视美国，在1946年后毛泽东的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定地反对美国，称其为反动派、纸老虎，原因就是美国反对中共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的对峙，原因虽然主要是民族国家利益方面的因素，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否则我们就不可理解毛泽东1949年美国在台湾和朝鲜问题上尚未做损害中国利益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向苏联一边倒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是一家人，要不分彼此，这就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外交思维方式。毛泽东虽然亲自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但在对于美国的定性上从来没有根本动摇过，除了认定其是对于中国构成威胁的民族主义因素起作用外，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来否定美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长远性也是重要的因素。(作者程美东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