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既是共和国创建历程的反映，也是人民解放翻身过程的再现。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产生的精神力量，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经典，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与文化土壤，作品中意识形态的“红色”，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主流文化的重要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元素在新世纪的文化生态中正栉风沐雨，再生再长。考察红色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影视作品在当今文化生态环境中的生长轨迹，有理由成为一个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理性自觉。
有些红色经典改编后毁誉参半，正是接受分析的恰当文本。其间反映出的某些共性问题，折射出当下文化生态的基本状况
2005年改编的《苦菜花》与2006年改编的《红色娘子军》两部电视连续剧播出后饱受争议。新版的《红色娘子军》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而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被当成了该剧的主要卖点，剧中更破天荒出现了两人的吻戏。《苦菜花》原著的女一号是一位淳朴善良的老妈妈，重新改编后，竟摇身一变成了“中年美妇”，并且与日本特务王柬芝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笔者认为，这折射出了当今文化生态的基本状况：艺术创作主体与客体在理性和情感领域更具有互动性。
红色经典在改编过程中遭逢的一些共性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以什么样的态度改编红色经典。答案在这里出现了多样性。一是大致忠于原著，只是佐以高新科技手段或强化悬疑色彩，如电视连续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观众基本认可;二是在原剧的基础上对人物、情节使用加法，有所丰富和发展，如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观众虽然觉得变体不如原作精彩，最终还是以宽容心态接受下来;三是只利用剧名、人名和故事背景，差不多等于新创，如电视连续剧《羊城暗哨》，成了一个烧鹅店小老板成长的故事，观众虽感觉陌生，但由于找不到对比参照系，也就不便厚非;四是改编成了原作的变体，如《林海雪原》、《沙家浜》、《苦菜花》和《红色娘子军》等作品，都被认为不够“忠实”，难以接受，评价也往往毁誉参半。
审视第四种改编方式所受的争议，对于科学认知红色经典在当下文化生态中的再生长会有裨益
电视连续剧《苦菜花》与《红色娘子军》被有些观众打入“恶搞”之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理性地看待和分析，观众的指责和非议大概可以离析出这样几个问题以供探讨。
在具体情境里，历史中人会不会产生情感纠葛?《苦菜花》小说作者冯德英说，冯大娘在电视剧中之所以没有杀王柬芝，是因为加入了原作中的细节。原作中冯大娘与王柬芝有一种情愫，那是一种报恩的心情。资料表明，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并非没有洪常青与吴琼花的情感戏份，但梁信与谢晋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最终删节了相关内容。必须承认，正是《红色娘子军》中对感情戏的忍痛割爱，才使王心刚与祝希娟在表现形态上欲言又止，暧昧朦胧;这种歪打正着，反而提供了影视表现手段上佯攻的艺术范例。那么，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在情感表现上往前走一步，正面强攻，《苦菜花》往后退一步，还原小说意图，也许不够机巧，但是却为名著改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小兵张嘎》的小说与电影原作者徐光耀说：“说来也奇怪，我和身边的一些老同志不喜欢电视剧(《小兵张嘎》)，但我发现很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很喜欢，看得津津有味，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同样，对洪常青与吴琼花的吻戏以及冯大娘与王柬芝的情愫，当今的80、90后们，视若寻常，难以接受的，仍然是他们的长辈。
究其原因，应该说问题不全出在电视剧的表现上。接受心理学表明，红色经典不仅以其价值观念与审美旨趣造就了自身的经典性，同时还造成了一种“红色经典接受心理”。即是说，已经认同了红色经典范式的中老年观众，审美取向上只接受符合其范式的形象体系，稍越雷池，便会视为“彻底破坏”了原来的人物形象。这种心理机制，对有志于改编红色经典的作者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和审慎处理。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也许宁可在“两难”的空间地带驻足，也不要轻意偏向其中的任何一极。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原本出自凡人。他们被迫走向神坛后，是在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中才有了返回地面的契机
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和《苦菜花》面对红色经典的态度与改编方法，是一个“类现象”。对这种态度与方法，可以作两面观。
一方面，必须承认，产生红色经典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人类对于遗传学、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尚未渗透其中;加之来自意识形态角度的抵触与漠视，弗洛伊德、荣格与马斯洛们，还徘徊在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视野之外，使得红色经典中次第出现的英雄人物，“人味”越来越少，人性的渊薮及其复杂性难以得到表现，类型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当今的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契机，借助改编者所获至的当代意识，红色经典的英雄们可以从人本理念出发，走下神坛，落脚地面，返回民间，这是一种积极和良善的努力。
另一方面，改编者也应该充分和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红色经典，其题材本身也便有相应的制约性，即诞生这些经典的历史机理的约束力。要表现冯大娘，人物造型上即使不“曲云”化，也不要“中年美妇”化;要表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即使不“祝希娟、向梅”化，也不要“青春偶象化”。造型艺术不是表面文章，应该持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同样是红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在造型上严谨到几近苛刻的地步，便是出于对历史、对艺术负责的态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改编后的人物情感戏，必须考虑到历史，懂得含蓄，有分寸感，也有益于观众接受。
改编的话题，本不轻松。改编红色经典，话题尤其沉重。但是，沉重的话题永远不会休止。因为今天的原创，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经典和后天改编的对象
改编红色经典，不是孤立现象。近一个世纪以来，续写与改编的经典，不胜枚举，近两年来就有“重述神话”的全球性出版动作发生。改编不是原创，费力不讨好，常被品头论足、褒贬成败;但改编事业却如人在旅途，前赴后继,红色经典也不例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片不断涌现。这正好可以参照比对前文探讨的相关问题。我想，无论在什么背景下改编红色经典，都必须注意这样的问题：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当代意识的高度，三是在艺术表现上对多元受众的兼顾，四是精神信仰上的光大，这些是不能缺失的。这也是探讨红色经典在当下文化生态中的再生长轨迹之后，我们应该获至的理性认识。
